所谓“战国四公子”,指的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这四位公子均活跃于战国中后期,他们各自广纳门客,凭借丰富的人脉和资源,对战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被后世并称为“四公子”。
有趣的是,这四位公子分别来自齐、赵、魏、楚四国,而战国七雄中最强的秦国,却没有一位公子名列其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深刻反映了秦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秦国不支持类似“四公子”那样的豪门公子兴起,关键在于秦国实行“无军功不封爵”的制度。即便授予爵位,也往往是象征性的,而非实封。秦国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直接封地让贵族建立“国中之国”,而是划出一定区域,赋予贵族该地税收权,但不赋予管理权。
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使得秦国的公子们难以依靠封地直接剥削百姓,因而资金有限,很难养大量门客。想成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必须拥有雄厚财富以支撑庞大的门客群,而秦国公子普遍经济实力较弱,难以匹敌其他国家的豪门公子。
更重要的是,秦国公子可以通过军功获得爵位和地位,这使得他们不必通过养门客来扩大影响力。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公子缺乏军功上升通道,只能通过金钱招揽门客,借此提升政治影响力。
要更好地理解“四公子”为何出现,我们必须回顾战国时期的人才政治演变。战国之前,各诸侯国普遍实行贵族世袭政治,官职多由世袭贵族占据,国君基本不用任用外来士子。平民缺乏社会上升渠道,也就无所谓“养士”的说法。
然而,进入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随着井田制崩溃,传统奴隶制社会瓦解,社会趋向独立和平民崛起。各国开始推行变法,打破旧贵族垄断,逐渐重视外来人才,这些人才中既有失势贵族,也有平民出身的贤士,他们具备真才实学。
只有重用这些人才,诸侯国才能在纷争激烈的战国中占据优势。于是,养士风气渐渐形成,最早推行者是魏国的魏文侯。他不仅带领魏国分晋成国,还重用李悝、吴起等名臣进行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魏文侯大量招揽人才,使魏国人才济济、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当时的霸主。其他诸侯国见效纷纷效仿,争相招揽贤士,形成了战国养士盛行的局面。
随着各国争夺人才,招揽成本激增,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有能力支付高额薪酬,吸引更多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同时,训练新军、改革制度也耗费巨大,需要充分调动国家资源。
因此,各国开始借助贵族的资源,鼓励他们招揽人才。贵族手握封地与财富,如果能将这些资源为国效力,则国家整体利益得到提升。让贵族自行养士,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战国中期,虽然国君对自家公子大规模养士心存戒备,担忧其威胁王位,但若禁绝不让公子养士,公子们便会携带家产赴他国招揽人才,形成对抗。因此,贵族养士风气已经成型,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能养几百门客的公子已属不易,而四公子门客多达三四千人,则是战国末期的现象。此时,面对强大的秦国威胁,各国国君虽戒备自家贵族,但也需依靠他们的力量共同抗敌,不敢轻易打压。
于是,战国四公子应运而生。成为“四公子”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巨额财富,因为养门客极其奢侈,尤其养三千至四千门客的花费极为惊人。
此外,地位也不能太低,最好是王族后裔或权力核心人物,才能吸引优秀门客投靠。门客们投奔不仅图待遇,更看重发展前景,若主人无足够地位,门客自然不愿追随。
四大公子中,齐国孟尝君是齐威王孙子,其父虽非太子,却获封大量土地,后来传至孟尝君,使其财力雄厚,能广养门客。
赵国平原君是赵武灵王之子,虽未继位,却掌握广阔封地;魏国信陵君为魏昭王之子,虽未继位,却得重封地。正因如此,他们有经济实力支持广纳门客。
春申君则例外,他非楚国王族后裔,却担任楚国令尹(相当于丞相),受楚王深信。楚国封给他淮北十二县,这一区域为楚国重要粮仓,经济条件优越,足以支撑养士。
综上,四大公子均出自战国七雄中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实力较强且能提供大量封地。相较之下,韩国和燕国实力较弱,难以给予公子丰厚封地,门客规模自然受限。
秦国则特殊。商鞅变法后,秦国形成铁律:连国君之子亦需军功封爵,不能凭血统获得高位。秦武王嬴荡为例,虽为秦惠文王嫡长子,仍需跟随司马错出战,凭军功取得爵位。
秦国贵族封地皆靠实绩获得,封地大小反映其朝堂权力,没必要通过养门客买影响力。无封地者也难以筹资养门客,单靠经商难以负担庞大门客群,无法与四大公子相比。
此外,秦国贵族通过战场立功来提升地位,成本远低于养士之费,因此自然不依赖养士扩张影响力。
不过,秦国也曾出现过大规模养门客的例子。秦始皇登基初期,相国吕不韦及其权臣嫪毐都曾大量养士。吕不韦掌握朝政大权,拥有巨额封地,自然有财力养士扩展影响力;嫪毐则因受赵太后宠信被赐封地,亦养门客以图势力。
但吕不韦身为权相,影响力远超“四公子”,不被同列;嫪毐影响有限,且出身低微,社会地位与四大公子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秦国缺少四公子现象,根源在于其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独特性,而四大公子的盛行则反映了其他战国强国在人才争夺和政治运作上的不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