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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汉时期，有六位人物或具备成为权臣的潜质，他们分别是何进、董卓、袁绍、曹操、诸葛亮和司马懿。

在这六人之中，除曹操之外，其他五人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极度依赖士族阶层的支持。

自汉武帝时代起，外戚势力迅速崛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皇帝们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依靠——军队，往往掌控在外戚手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

翻阅汉代史书会发现，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历代大将军几乎都是外戚出任，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尾大不掉”。当本应依赖的势力反过来威胁皇权时，汉朝的统治者们开始扶持另一股力量，那就是文官集团。

虽然文官集团没有掌握兵权，但他们有一把“利口”，只要有人对他们动手，他们便会用口舌反击，进行强烈的舆论控诉。

汉朝的官员选拔制度颇为特殊，想要当官并非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举孝廉。尽管官方对推荐人有严格的管理措施，若出现推荐失误，推荐人须承担连带责任，但因官场腐败严重，这套制度早已名存实亡。

因此，文官集团借助孝廉制度不断壮大势力，逐渐形成党派。党派中的代表人物成为士族的领袖，拥有“一言定生死”的权力。

到了汉朝末年，以许邵、许靖为代表的一批士族学者开始大搞所谓的“月旦评”，他们的一句好评足以让人一夜成名，恶评则能使人名誉扫地，民间与官方舆论几乎被他们牢牢掌控。

何进是汉朝末期最后一位外戚大将军。

史书对何进的评价颇为负面，主要原因是他将原本能用一个狱吏轻松处理的小事复杂化，竟然召集各路诸侯入京，共同诛杀十常侍。

这一举措引发局势失控，最终何进不仅被杀害，还把本已风雨飘摇的汉朝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虽然何进出身屠户，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智慧。他能登上大将军的位置，绝非偶然。

何进召集天下豪强和诸侯进京，背后有两个深层目的：其一是摆脱汉灵帝任命的西园八校尉首领、上军校尉蹇硕的掌控；其二是脱离以袁绍为首的士族的控制。

当时西园八校尉中，除了宦官就是士族，却没有外戚，何进身为大将军却需听命于蹇硕，原因是他手下缺乏真正能干的班底。

因此，他召集全国豪强来到洛阳，名义是镇压黄巾军，实则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如丁原、张辽、刘备等人在这一时期被吸纳进何进的外戚集团。

然而，何进的计划败露，被察觉有异心的宦官集团先发制人，将其杀害。

何进的突然去世令袁绍、袁术等士族精英措手不及。

袁绍等人虽与何进走得较近，但由于士族与外戚集团本就天然对立，他们之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家人。

袁绍等人推崇何进，实则是不愿士族与宦官间的矛盾过早暴露，他们希望通过何进代表的外戚集团作为缓冲，掩盖内部冲突。

对此，曹操洞若观火，因此曾发出“但付一狱吏足矣”的感慨。

袁绍等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只不过是想借何进外戚与宦官两集团互相削弱，从中渔利而已。

何进死后，董卓应召进京，抢先入驻洛阳。

董卓虽表面鲁莽，但绝非无脑草莽，政治手腕和智慧远超常人。

董卓出身西凉豪族，而非传统士族，意味着他在洛阳难以获得根基。为此，他进入洛阳后便积极谋划转变身份，力图成为外戚。

公元189年，董卓以汉少帝刘辩在十常侍之乱中的不当表现为借口，废黜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表面理由诸如“汉少帝无君王之相”等颇为牵强，董卓真实目的其实是依托抚养刘协长大的董太后——一位河间人，虽姓董但无血缘关系。

董卓进京后迅速与董太后建立关系，声称同族，从而借助董太后的权势和拥立汉献帝的功劳，成功跻身外戚大将军。

董卓的这番算盘令士族集团极为愤怒。眼看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在十常侍之乱中相互消耗，士族集团正欲掌控朝政，却被董卓横插一刀，这让他们十分难堪。于是，袁绍才会感叹：“天下健儿，岂唯董公？”

董卓当然明白士族集团的势力，也知道必须安抚他们，于是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等职位。

不过，董卓的这些让步依然满足不了士族的贪欲，他们要的远不止几个太守、州牧的头衔，而是掌控整个汉朝朝政。

因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的本质其实并非真正为恢复汉室，而是袁绍为笼络士族所采取的政治手段。袁绍希望通过战争检验谁忠于汉室，谁忠于自己，同时为另立新汉朝做准备。

否则，他何以亲自参加这场浩大的“讨董卓”战役？

幸亏刘虞头脑清醒，不愿沦为袁绍的傀儡，袁绍分裂汉朝的阴谋才未得逞。

但这场闹剧般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让曹操看清了袁绍的真面目，曹操于是离开袁绍，自立门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曹操的身世颇为复杂。

从出身来看，他应属于宦官集团，但从政治站队角度看，他又偏向士族集团。

在西园八校尉中，唯独曹操的立场最为摇摆，既出身宦官集团，又与袁绍关系密切；既参与诛杀宦官集团行动，又与董卓关系不浅，几方势力间都能左右逢源。

这样的人往往同时获得各方认可，却难以赢得完全信任。故曹操在逃离洛阳前处境颇为尴尬。

“讨董卓”失败后，曹操无处可去，幸得陈宫相助。

陈宫在曹操流落他乡时甘愿作保人，促使东郡士族接纳了曹操。

当然，这背后也有代价，虽史书未明说，但很可能曹操需委任东郡士族掌管地方政务。

如果这些士族官员具备管理能力，问题不大。但东汉末期的“孝廉”制度早已腐败不堪，“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官员如何治理地方可想而知。

但曹操无奈之下只能妥协。

然而，曹操在东郡站稳脚跟后，态度陡变，开始裁撤士族官员，引发了东郡士族的激烈反抗。

陈宫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一边是他极力推荐曹操，另一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