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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初（公元628年），因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皇后亲自出面干预朝政，她深知外戚干政往往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出于对家族安危的担忧，强烈建议唐太宗不要让她的哥哥长孙无忌继续担任宰相职务。她担心一旦权力过于集中在长孙家族手中，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政治风波和灾难。

身为玄武门之变的主要功臣，长孙无忌深刻理解“欲速则不达”的为官哲理。为了保障自己未来更长远的政治道路，也为避免让皇后陷入尴尬，他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位。此举不仅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彰显了他谦逊的为人。

出乎意料的是，长孙无忌的主动辞职反而使得唐太宗更加赏识和信任他。皇帝看重他不争权夺利的态度，认为这样的人才更值得重用和倚赖。随着时间推移，长孙无忌逐渐成为大唐不可或缺的栋梁之臣。

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极高，曾称赞他“善于避嫌疑，应变迅速，判断准确，处理政事果断，凡事不拖泥带水”。这段评价不仅道出了长孙无忌的政治智慧，更反映了他为朝廷稳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治理国家方面，长孙无忌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在总结隋朝旧有法律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符合唐朝实际情况的《贞观律》。此后，到了唐高宗时期，他又参与修订了影响深远的《唐律疏议》。这些法律条文为后世提供了重要法治依据，奠定了大唐法制的基础。

然而，自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起，长孙无忌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逐渐沉迷于手中的权力，这从同年发生的“太子李承乾被废事件”中便可见一斑。那一年，他的权力欲开始显露出野心的一面。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共有三名嫡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和三子李治，正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按照当时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太子的身份理应由长子李承乾继承。然而，李承乾性格放纵、沉迷享乐，逐渐失去了作为储君的威望和能力，甚至放言：“将来我当皇帝，要做个突厥人。”

到了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更是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及陈国公侯君集密谋篡位。阴谋败露后，唐太宗果断废除其太子身份，将其贬为庶人，流放至黔州（今重庆彭水一带），彻底剥夺了他的权力。

按继承顺序，魏王李泰成为下一个最有资格继位的太子人选。他才华出众、胆识过人，几乎继承了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所有优点。但李泰也有不足之处。据史料记载，他在李承乾为太子期间，曾为争夺皇位与李治暗中争斗，甚至威胁晋王李治保持距离。

出于对国家稳定和皇族安全的考量，唐太宗最终放弃了立李泰为太子的计划。虽然尚未决定选谁继承皇位，唐太宗心中最理想的人选一度是吴王李恪。

相比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位嫡子，李恪的身份稍显逊色。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杨妃，依照当时“立嫡立长”的原则，他在继承顺序上处于劣势，晋王李治的存在更是使他失去了直接继承太子的资格。

尽管如此，唐太宗极为赏识李恪，认为他志向远大、才华横溢，是最合适的太子人选。然而，涉及太子人选这样影响国家根本的大事，即便是皇帝本人，也无法单方面决定。

由于李恪的庶出身份和母亲出身前朝，朝中大臣对此颇有异议，反对声浪甚大。朝堂上反对立李恪为太子的代表人物，首推长孙无忌，他坚定支持立嫡子李治为太子。

长孙无忌力推李治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但从根本上看，他已将国家大局、忠孝仁义抛诸脑后，内心只关注私利。此时，唐太宗健康日益衰退，长孙无忌深知时局微妙，竭力推李治继位，确保皇位不落外人之手。

若李治继位，长孙无忌便能获得更大政治利益，同时也能借助李治性格柔弱的弱点，掌控朝政，实现自己的野心。长孙无忌从最初的谦逊谨慎，逐渐转向权欲熏心，成为权力斗争中的重要推手。

当然，长孙无忌并未公开承认自己的真实动机。他以“礼法制度”为由，强调“立嫡为储”的正当性，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即便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将李治立为太子，却仍对李治的柔弱有所顾虑，担心他难以担当重任。

为此，唐太宗曾萌生“改立李恪为太子”的念头，还专门问长孙无忌：“太子之位是否可以更换？”据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长孙无忌坚决反对这一提议，表现得非常固执。

“固争”一词生动地描绘了长孙无忌为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甚至不顾皇帝感受的态度。他坚信，虽然李治性格柔弱，但在朝中老臣的辅佐下，依然能够成为明君圣主。

与对待李治即位后的态度相比，长孙无忌对唐太宗时仍保持一定策略和尊重。在一次讨论中，唐太宗直言质问：“你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所以反对他？”这话一语道破了长孙无忌心底的算计。

长孙无忌敏捷反应，回答道：“太子仁厚，是文治武功的继承者，太子之位不应轻易更换，愿陛下三思。”这简洁而有策略的回答，最终说服了唐太宗放弃更换太子的念头。

李恪虽然才华出众，是唐太宗最赏识的皇子，但在朝中缺乏足够支持，最坚定支持者仅有中书侍郎岑文本。面对多数大臣反对，唐太宗不敢违背群臣意愿，更不敢强行立李恪为太子。毕竟，若李恪即位，没有朝中旧臣辅佐，难免孤立无援，这对大唐朝政极为不利。

因此，除李恪外，唐太宗只能选择晋王李治作为太子。尽管李治性格柔弱令唐太宗忧心，但李承乾叛乱、李泰阴险、李恪无助，使得李治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

李治能最终被立为太子，背后离不开舅舅长孙无忌的积极推动。为了磨练李治，唐太宗决定给他上一堂重要的政治课，这堂课的效果显著，也实质性确立了长孙无忌在朝廷中的首席重臣地位。

这段历史细节记载于《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四月》：“上御两仪殿，君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谓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意思是说，一次早朝后，唐太宗带李治进入两仪殿，留下几位重臣，感叹三个儿子和弟弟的表现让他心灰意冷，情绪激动倒卧床榻，长孙无忌等人赶紧上前扶持。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异常戏剧化。唐太宗突然拔出佩刀，意图自尽，幸被褚遂良及时夺下佩刀，并交给李治。长孙无忌等人劝谏道：“陛下，勿如此，心中事可言。”唐太宗当即坦言：“我欲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则坚定回应：“陛下旨意已决，若有反对者，请陛下斩之。”

《资治通鉴》续载道：“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意即唐太宗对李治说：“你舅舅赞成立你为太子，应当拜谢他。”又向重臣们询问朝中意见，长孙无忌答道：“晋王仁孝，民心所归，恳请陛下召集群臣，如果还有异议，臣等愿负死罪。”最终，没有人提出反对，李治顺利成为太子。

回想两仪殿内这一幕，明显是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合演的一场“戏”，主要是让年轻的李治领会政治权谋的深意。

从另一个角度看，唐太宗经历过无数战乱和玄武门之变，岂会因太子人选之事轻易拔刀自尽？他原本并不看好李治，立他为太子是无奈之举。政治上的言辞远不能完全锻炼李治，必须通过这种“戏剧”传递深意。

两仪殿内，除了年轻的李治外，还有五位资深大臣——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和褚遂良。通过一系列对话与突发举动，将话题逐渐引向太子立储，唐太宗与重臣们合力为李治设计了一堂生动的政治启蒙课。

在这场“戏”中，唐太宗担任主角，长孙无忌则堪称“最佳配角”。十七年前的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作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这次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功成名就。

对长孙无忌而言，他深知这场表演不仅是为了李治，更标志着自己巩固朝中首席重臣地位的关键时刻。唐太宗让李治当众拜谢舅舅长孙无忌，既让太子意识到舅舅的功劳，也暗示将来他将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这无疑在年轻的李治心中埋下了“舅父至上”的根深蒂固观念。连未来皇帝都需向舅舅行礼，这让长孙无忌的权力野心进一步膨胀。他后来能掌控朝政，或许便从这刻开始，但史书并无明确记载。

虽然李治并非唐太宗心目中最理想的继承人，但最终唐太宗做出妥协，任命长孙无忌等人为托孤重臣，确保政局稳定。

事实上，唐太宗之所以选李治做太子，除嫡子身份外，还含有深远的政治考量。从托孤给长孙无忌这件事中可见，唐太宗经过多方权衡，主要关注国家长远稳定。他认为只有立李治为太子，才能最大限度避免玄武门之变重演，减少皇室内部的血腥纷争。

将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也许是唐太宗的无奈之举。正如他在宣布太子诏书中所言：“若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李恪、李治皆难保；唯立李治为太子，兄弟三人方能安然无恙。”

唐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意愿倾向于李恪，却无法推翻群臣意见，反而不自觉地将一个外戚推向政治中心，促使长孙无忌成为实际掌权者。这种选择，注定了李恪未来的悲剧命运。

想象作为李治最大竞争者的李恪，即使李治心胸宽广，也难容忍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后者必定会全力确保外甥稳坐皇位，除掉李恪这个威胁。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唐太宗：“李恪应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唐太宗）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句话精准揭示了唐太宗的聪明与迷惘。

事实证明，唐太宗听从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