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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宋代有一本名为《东都事略》的史书，里面记载了一件耐人寻味的故事。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曾向群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和唐太宗相比，如何？”当时大多数大臣纷纷阿谀奉承，唯有李昉沉默不语，片刻之后缓缓念出一句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这句话让宋太宗听后深感触动，连连拱手说道：“看来我果然不及唐太宗啊。”

这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七德舞》，诗中歌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年节时宽释放囚，死囚归狱接受问斩的故事。历朝历代对这件事的评价不一，唐代的文人多以赞美为主，认为这是帝王宽仁的象征；而到了宋代及后世，更多学者则批判这是唐太宗用以树立美名、沽名钓誉的手段。其中，北宋名臣欧阳修的《纵囚论》评论尤为经典，他指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隐含对唐太宗此举的怀疑。

透过漫长的历史迷雾，不妨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探究唐太宗为何要做出如此特殊的“纵囚”举措。隐藏在这表面宽仁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政治和社会动因？

理解唐太宗“纵囚”事件，首先必须追溯到一个关键历史事件——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不仅是一次血腥的宫廷政变，也是唐朝权力交替的痛苦印记。对于被杀的太子李建成来说无疑是彻底的失败，但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同样是沉重的政治包袱。虽然李世民从兄弟的鲜血中夺得皇位，然而血腥的开端让他始终无法摆脱被视为“篡位者”的阴影。他必须在政治上加倍努力，赢得天下人的认可。

李世民即位后，最迫切的愿望便是树立盛世丰功，让人们记住他的伟大，而不仅仅是玄武门的鲜血腥味。传统儒家认为的“盛世”是“仓廪实而囹圄空”，即百姓生活富足，国家强盛，监狱空无一人。然而，唐太宗刚刚登基，百废待兴，外患仍存，国家尚未完全恢复。尽管如此，他依然决心以宽政治国，迅速展现自己的政治智慧和仁德。

在刚开始执政时，每当死囚名单送到皇帝面前，李世民都会细心审查。他强调“可死可不死的不死，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展现了极大的宽容。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一共判处死刑的仅有二十九人。这一年，他满怀信心地对群臣宣布：“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这句充满豪情的誓言，成为贞观盛世即将到来的政治宣言。

然而，政治总有不测风云。就在太宗初政的宽松政策正显现成果时，一起案件突如其来，打破了这份和谐——张蕴古案。此案令唐太宗后悔多年。

案发于贞观五年，张蕴古是当时担任大理正的人，他因撰写《大宝箴》得到皇帝赏识，任命为重要官员。相州人李好德被发现言论荒诞，李世民遂交由张蕴古审查。张查明李好德精神失常，依法不应处罚，奏报皇帝。李世民也认可此决定，案本应就此结束。

可惜，张蕴古未等正式文件，私下泄露消息给李好德。御史知晓此事后，怀疑张蕴古为相州同乡，放纵李好德逃避处罚，指控其奏报不实。李世民见奏折，怒火中烧，破例亲自下令将张蕴古斩于东市。这一命令直接刺破了太宗原本宽松的刑政氛围。

公平地说，张蕴古确有违规，但此案明显冤枉。李世民未按常规司法程序审判，而是一时怒气用皇权定罪，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此后司法严苛，法官生怕宽松被责，致使死囚人数暴增。贞观四年死囚仅29人，到了贞观六年接近400人，显示政策的急剧转变。

事后，李世民深刻反思。某次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语重心长地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这是对臣下的严厉责问，也是他对自己执政失误的默默承认。

为了避免类似冤案再次发生，李世民改革司法制度，推出“五复奏”制度，替代原有“三复奏”，延长复奏间隔，给予皇帝冷静审理案件的时间。《旧唐书》记载：“自是全活者甚众。”这一制度有效减少了死刑判决数量，保障了司法公正。

此外，李世民还提倡“失入宁失出”的审判原则，主张法官宁可轻判重罪，也不可轻罪重判，对判决过重者严惩，轻判者宽容，体现了其对司法宽严的平衡追求。正是这种不断反思和改进，使贞观之治成为后世传颂的典范。

理清这些背景，自然可以理解“纵囚”政策的初衷。所谓“纵囚”，实际上是李世民为弥补司法错误所做的调整。贞观六年释放的死囚，都是前一年被判刑的人，很多是罪轻不该死的。然而直接否定前任法官的判决，会削弱朝廷权威，因此李世民选择了先行释放死囚，待其如期归狱，再宣布赦免，从而巧妙利用儒家德化思想，塑造宽仁形象，挽回政治信誉。

这也回应了欧阳修《纵囚论》的质疑：仅凭一天恩典难以感化三百多囚犯。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囚犯无人逃逸，表现极为异常，很可能李世民私下与他们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们愿意遵守约定。

《资治通鉴》对此有明确记载：“去年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上皆赦之。”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唐朝强大的统治力，也成为向天下宣告贞观盛世的绝佳时机。

贞观六年，唐帝国版图辽阔，东亚多国臣服，国内经历隋乱后的复苏，社会生产力爆发，政治清明，中央集权达新高。唐朝能做到“纵囚”如此从容，正是对百姓和地方管理极度精准掌控的体现。

李世民的自信不仅来源于政权的稳固，更是基于他对国家清明、无逃犯空间的深刻理解。死囚们无处可逃，只有守约归来，这展现了唐朝统治的高度自信与威严。这份自信，也正是宋太宗在听完那句诗后，甘心承认“我不及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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