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随着各种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的华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一股否定传统文化的潮流迅速蔓延，尤其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成为当时的思想风暴。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彻底否定华夏传统文化的元素，尽管它也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示。

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满清末年著名的文化人物，辜鸿铭为何最终被北大逐出，而他的伯乐蔡元培却对这一局面视而不见，甚至默许这一切发生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辜鸿铭的学识可谓“学贯中西”，这个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一位学者能够通晓九种语言，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种难得的才华。如果我们细想这一点，便不难发现，辜鸿铭在学术上的成就确实令人叹服。

然而，辜鸿铭是否应该回到中国？是否应出现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辜鸿铭的回归，中国社会和北大都未必准备好接纳他。也许，刚刚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怀着一腔热情，希望能够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但这无疑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设想，甚至连蔡元培自己恐怕也心知肚明，这种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首先，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西方文化难以完全理解和包容，尤其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掀起的自我否定浪潮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辜鸿铭作为一个坚守传统、坚持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回归，既不符合时代背景，也未能与社会主流思想相契合。

更何况，辜鸿铭早年便以坚守封建文化、倔强不屈而著称。他与胡适的冲突尤为明显。胡适在北大发表的演讲中，尝试用英语朗诵一首诗，却被辜鸿铭用讽刺的语气嘲笑。辜鸿铭认为，胡适的英语发音“土得像英格兰的乡村方言”，这种评论显然引发了不少争议。就胡适和辜鸿铭这两位学者来说，他们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胡适代表的是一种开放、接受西方思想的态度，而辜鸿铭则固守传统，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

这场学术冲突，恰恰也揭示了辜鸿铭与蔡元培之间的矛盾。蔡元培出于理想主义，试图将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个平台上，但结果显然无法如他所愿。两位学者的理念差异如此之大，怎能简单地放在一起共事呢？这就像把一头驴和一头牛一起放在同一个槽里吃食，彼此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更为严重的是，辜鸿铭虽然学识渊博，但他的思想深陷于封建文化的泥沼，无法自拔。而胡适则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主张全盘西化，这两者几乎无法调和。蔡元培的理想主义虽然值得敬佩，但放置这样两位有着巨大差异的学者在一起，最终只能是自讨苦吃。

时至今日，回望这段历史，辜鸿铭的学识和思想也难免让人质疑。在那个时代，辜鸿铭的坚持无疑有其局限性，而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更是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土壤。在这两者之间，谁更适合中国，谁更符合时代的需求，显而易见。历史发展至此，辜鸿铭离开北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辜鸿铭的离去，与蔡元培的理想主义并无太多关联。事实上，胡适的西化主张早已成为北大的主流意识，而随着蔡元培的离去，胡适的理念更加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辜鸿铭的思想已经显得过于陈旧，无法适应时代的变革。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然而，在中国的国情下，全盘西化的尝试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次凸显。当时的全盘西化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了信仰危机。失去了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根基的民族，往往会面临深重的危机。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度引入西方文化，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应有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自信心。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失败，正是因为引入了过多西方文化元素，未能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

辜鸿铭并非完全拒绝一切变革，他也曾对清朝的腐朽进行过批评，甚至公开讽刺慈禧太后的昏庸无能。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这种“复古”思想却显得过于保守和滞后，未能与现代化的需求相契合。直到蔡元培的离去，辜鸿铭在北大的职位已无可挽回之力。

值得一提的是，钱玄同与辜鸿铭的冲突，也很大程度上源于辜鸿铭的传统服饰——辫子。辜鸿铭以传统的辫子形象示人，而钱玄同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是复古的陋习。辜鸿铭回应道：“我的辫子在头上，大家都能看到，而你们心里的‘辫子’却是藏得极深！”辜鸿铭的言辞犀利，虽然他的学识深厚，但他坚守的文化观念却和时代格格不入。

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与辜鸿铭的保守思想，相比之下，也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依然保持着独特的生命力。正如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对于中国而言，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始终是最为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