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并非让中国落后于西方，实际上，它的种种选择才最终导致中国错失了早期变革的机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拒绝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制度，妄图通过传统的方式恢复国运，这一决定让中国错过了近60年的宝贵时间，最终在1895年败给了日本。

面对英国的侵略尚且可以理解，但败给崛起的日本，实在令人不解。19世纪中期，清朝仍然是亚洲最强的国家之一，甚至连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认为清朝能够很快恢复过来，然而，这一机会却在清朝的盲目与固守中悄然溜走。即使从全球视野来看，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如俄国、奥地利和德国，都是未经历工业革命的落后国家，到了20世纪初，这些国家都跻身了列强之列。那么，清朝是否应该深刻反思呢？

清朝与这些国家的唯一不同点，在于其将“防汉”放在首位。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清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独特。首先，北京的五环以内几乎全是满人，房产也几乎都由满人占据，汉人只能居住在南五环以外，且不允许购房。全国的高层司令员几乎都是满人，且满人几乎完全掌握了兵权。这些司令员不仅没有纳税责任，也不需要参加劳动，他们可以通婚、内部交易，完全脱离了社会基层的联系。此时，朝廷的高官中，80%的官员都是满族人，且这些高官大多年轻，几乎是二十来岁的满人。

要怪经济状况吗？大清的GDP曾占全球的30%，结构微调就能改善。反观朝鲜与日本，才是真正的贫弱，连国库都空空如也。即便是大清的太皇太后，仍然高调庆祝自己的生日，这种奢华与虚伪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感知到国家的困境。

再来谈行政问题，所谓“集权顶峰”的说法，或许并非空穴来风。清朝的中央集权从未有过松动，长白山的庙堂政策几乎保持到清朝灭亡。而所谓的“长毛”——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力，虽然摧毁了南方的一些宗庙，但在曾国藩等汉人领袖的忠诚与支撑下，整个清朝高层的汉族势力依旧未能掌握实权。

如果说清朝在兵权上有问题，那又该如何解释太后的一句话就让袁世凯乖乖交出新军？显然，清朝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清朝满人的治国思路明确：即便在面对外患，维护“满治华”的根本立场仍是不可动摇的。每一次变法的尝试，都会引发满族精英的极度反感，因为变法可能让他们丧失对华夏的统治地位。若果真采取君主立宪道路，虽然能让清朝继续立于强国之列，但满族的特权将遭到侵蚀，显然他们难以放手这一切。

许多人认为，维新派的真正目标就是实现民族平等，争取汉族能够与满族平等共享国家权力。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愿景，但清朝根本不具备这种诚意。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却选择加强对满族利益的保护，甚至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在亲戚与满人手中。载沣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是一场华丽的失败，搞了一个“满人内阁”，最终导致了对汉人和改革派的打压。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异族的统治往往带来文化与利益的不一致，而清朝的统治者在优先考虑自我利益的同时，根本未能将国家的长远发展放在首位。外患的压力并不足以激发他们的改革动力，反倒是自己的族群利益得到了最大保护。

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大问题就是与周边国家的比较。在19世纪后期，周边国家的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了清朝的应对能力。比如日本在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后，虽然内部腐朽，但迅速进行自我革新，实施维新，甚至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强国。与之对比的是清朝，在鸦片战争后，虽有几次改革尝试，但每次都因内部权力斗争和满汉矛盾而失败。即使是朝鲜和安南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反应的速度也远快于清朝。

清朝的维新努力太过于迟缓，即便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并不如日本那样急迫，清朝仍错过了自我振兴的机会。对于清朝来说，周围国家的强盛与自己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差距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痛点。

最终，在面对外来的压力与内在的腐化时，清朝的应对方式注定导致了它的灭亡。我们可以从周边国家的变革与振兴中看到，只有自我革新、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避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