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夏商周，许多人常常误以为这三个朝代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朝代中的一小段时间，排在最前面。但事实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今天，已过去2200年，而夏商周三代的统治时间却持续了1800年。也就是说，从夏朝到现在，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时间几乎占据了中国历史的一半。这一事实，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轻视了这三代的历史长河。

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夏商周三族是严格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然而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夏商周三大部族其实在时间上并非完全顺序，而是同时并行起源，源自于龙山文化的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盟已经开始逐渐解构，而商族的首领契和周族的首领后稷在辅佐大禹治水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他们各自的政治实力。夏、商、周、涂山等部族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联盟，最终取代了唐虞时期的“国上之国”地位，夏朝因此得以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所记载的“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和“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治水”这一历史事件，并未完整展示商周两族的历史渊源。商周两族并不仅仅是协助大禹治水，还参与了更为复杂的政权争斗，特别是在唐虞政权逐渐瓦解的过程中，这一历史过程远比表面所描述的更为复杂。接下来的部分将深入探讨这一点。

在史书的叙述中，夏商周三族的源流常常被描绘为来自同一血缘体系，并且其亲缘关系异常紧密。根据史书记载，夏朝的开国帝王大禹被认为是颛顼的后代，而周朝的祖先后稷则是帝喾嫡长子的后代，商朝的祖先契则是帝喾庶子的后代。若从更远的角度看，颛顼、帝喾乃是黄帝的孙子与曾孙。因此，史书将这三大族群归为同一世系，多少是受到“万世一统”的思想影响。不过，夏、商、周三族源自黄帝主导的核心族群，并非完全没有历史依据。

具体来说，夏朝的国姓姒姓与周朝的国姓姬姓都源自上古时期的姬姓，这一姓氏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从“女”字旁的字形可以看出，姬姓的起源并非完全由父系继承。而商朝的国姓则是子姓，未曾出现在“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之列，因此商族并非直接出自黄帝部落联盟的核心。然而，周人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历史上也有周族多次以“有夏”的名义，自称夏朝的后代。这一点在西周的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西周时期，周族与夏族的关系尤为紧密，周朝多次与夏朝的姒姓部族联姻。比如，周文王迎娶了夏朝亲族有莘氏的女子太姒为正妻，周幽王的宠妃也为褒国的姒姓女子褒姒。这些史实都证明了夏周之间深厚的亲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史记》提到商族的祖先源自黄帝的曾孙帝喾庶子一脉，但这一说法并未获得史学界的普遍认可。早在三国时期，谯周就提出质疑，认为契并非帝喾的儿子，而是尧时代的人物。

商朝的族源问题也引起了广泛讨论。根据《商颂》中的记载，商族自述其祖先源自有娀氏的母系，但父系则模糊地称之为“玄鸟”或“帝”。这暗示了商朝的父系可能来自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这一推测得到了《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支持，其中提到“王亥，两手操鸟”，这或许指向商朝祖先为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

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学者逐渐揭示了商朝文化的多重来源。商朝的早期文化遗址，如郑州二里岗和安阳殷墟，为商朝的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特别是河北邯郸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成为了商朝文化的先驱。然而，下七垣文化的来源依然存在疑问。考古学者指出，下七垣文化并非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文化交汇。其核心器物群与晋南、冀南及山东的龙山文化存在明显联系，说明商朝的先祖可能源自多地的族群融合。

对于商朝的祖源，考古学者认为，商族可能是由河北、山西和山东三地的族群融合而成的“大商族”。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尤为重要，这一文化的特色，尤其是陶鬲等器物的使用，成为商族文化的标志。

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商朝的祖先并非外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商代晚期的居民属于“古中原型”与“古东北型”人群的结合，且与秦汉以后的黄河流域居民有着明显的连续性。这些发现也成功驳斥了“商朝是白人建立的”这一流传已久的谣言。

然而，商朝的族群为何会向河北扩展，这一问题仍待进一步探讨。事实上，商族的早期历史远比想象的复杂。大禹之前，山西晋南地区曾有一个由陶唐氏和有虞氏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为了建立新政权，大禹不得不面对“改朝换代”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并非通过和平的禅让完成。《世本》记载，在大禹建立夏朝后，商均和大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商均占据了尧舜时期的平阳城，而大禹则另行建立了阳城作为新都。

然而，考古发掘揭示，在陶寺遗址遭到毁灭时，攻击者并非大禹的夏族，而是商族的前身。这些考古资料表明，晋中地区的商族可能早已与大禹结成同盟。在大禹攻占晋南后，商族与夏族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合力推动了夏朝的建立。

在考古和文献研究的双重推动下，我们逐步揭开了商朝族源之谜。商朝的祖先可能是由晋中、河北、山东三地的族群汇聚而成的“大商族”，他们的文化传承和政治布局至今依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