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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杜凤治的日记记载，晚清时期的官场求官之路极为艰难曲折，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许多基层官员为了获得一个官职，到了赴任的时候已经背负沉重债务。以杜凤治本人为例，他自1844年中举起步，直到1866年才得以赴广东任知县，整整历时22年。而且在终于得官之后，为了顺利完成赴任手续，还必须借款去打点各方关系，最终欠下至少8000两银子的巨额债务。

杜凤治以举人身份起步，中举只是代表他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要真正获得一个实际的官职，还需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是通过参加会试，考取进士。杜凤治1844年乡试中举，时年30岁，之后多次参加会试，但屡试不中。其二则是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方式谋求官职，这些方式都是由朝廷根据一定条件挑选部分举人直接授予官职。

以拣选为例，清朝初年规定，举人参加三次以上会试未中者，可以被直接铨补为知县；而参加一次未中的，可以录用为教职，如州学正或县教谕，这一录用方式称为“拣选”。到了康熙、雍正年间，进士的录取比例大约只有10%，剩下90%的举人只能依赖拣选等渠道。根据当时每科举人产生约1290名计算，十年内加上恩科中举者，等待拣选的人数至少有五千人，且随时间推移人数不断积压。

为了缓解举人求官的拥挤状况，清廷又设立了“大挑”制度。大挑是在拣选基础上增加官职名额的选拔方法，选拔时不考文章、不考策略，仅凭年龄、面貌和身材进行评判，简单来说就是“以貌取人”。杜凤治的日记中提到，选拔时看重“同”“田”脸型，指的是方脸，类似今天的“国字脸”，要求相貌端正且气质威严。1855年（咸丰五年），杜凤治正是通过举人大挑获得拣选知县资格入京，开始了他漫长而艰难的求官之路。

虽然通过大挑获得官职算是正途，但严格按照程序排队拣选的官员基本没有机会。原因有三：第一，清中叶以后，除了翰林院少数人外，连普通进士也需等候多年才能补缺，举人拣选知县的排队有时长达30多年都轮不上。第二，咸丰、道光年间大量捐纳名额分走了很多职位。第三，晚清时期剿灭太平天国及抵御外国入侵中需要安置大量军功人员，进一步压缩了官位供应。

从1855年到1861年，杜凤治参加了三十多次知县职位的竞争，但均未能成功入选。直到咸丰十三年（1863年），由于收入稍有增加，他开始采用“由拣选举人加捐，不论单双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的策略，这意味着除了正常拣选身份外，还加上捐款提高成功率。后来他又加捐获得一个正五品的同知衔头，实际职位却只有正七品的县令。

尽管如此，他仍需经过层层选拔和漫长排队，还得仰赖一些运气。比如同治三年春，他在排队中排第三名，但仅选两人，因此必须重排，可能还要等待七八年。杜凤治自嘲命运多舛，刚好第二名孙润祥因丁忧退位，他才有所上升，但中间还有许多人插队，最终仍未能立刻获职。直到同治四年，因大规模官员被弹劾，空出职位，才在同治五年（1866年）抽签中获广东广宁县知县一职。

杜凤治从1855年入京候选到1866年获任，前后整整十一年，期间他独自在京等待，靠在官员家中任教或做书启幕客勉强度日，月收入仅一两银子出头，生活拮据。甚至有一年家人来京探望，他因手头紧张连蚊帐和席子都买不起。

杜凤治的家人也承受巨大压力。赴广东任职之前，他先后娶了三位妻子，育有八个子女，其中田氏、何氏早逝，存活四人。自他1855年赴京候选后，三妻娄氏独自在绍兴抚养子女，生活十分艰难，曾写信向杜凤治倾诉困境，表达“想死难舍儿女，不死又难支撑”的无奈。1862年太平军攻入绍兴时，她在逃难途中病逝。

由此可见，虽然影视剧中清朝官员形象威风凛凛，实际上他们背后的辛酸和艰难鲜为人知。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吏部只发给赴任凭证，不负责安排交通工具，也不补贴路费，驿站驿道亦不管理，一切开销需官员自行承担。毕竟一百多年前长途跋涉极其不易，车船、食宿费用高昂，路途又远，花费可观。

杜凤治于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携家眷及仆役七人从北京出发，至九月初九抵达广东省城，历时37天。其具体旅费未详，但据光绪五年日记，天津至上海轮船票价19两银子一人，上海至香港再到广州16两，上海住宿及餐饮每日需280文。粗略估算，赴任旅费约在500至1000两银子之间。

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许多官员耗尽家产甚至负债累累。这些钱多来自借贷，北京的票号和富商看准官员赴任的借款需求，专门经营“官债”业务。官员收入稳定，风险较低，因此借贷十分活跃。杜凤治中签后，一个月内已有四五十人登门介绍债主。票号还会乘机高利放贷，利息极高，常达“对扣”——借款一半即为利息。杜凤治以对扣利率借了4680两，实际拿到2340两，还得支付介绍费。借款后，债主或其伙计会陪同赴任，旅费亦由借款人承担。

筹备赴任手续极其繁琐。杜凤治在日记中感叹：身心疲惫，白发白须增多。首先他拜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等上司衙门，随后又拜会幕友及其他官员，探听官场消息，同时支付不少费用。各衙门的“门包费”动辄数十两不等。

赴任前还需交各种规费和小费。例如广东布政司派人送赴任文书，杜凤治给了10两规费，对方觉得不够拒绝交付，他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给了24两才拿到文书。正式赴广宁上任时，需逐一到各上司衙门辞行和听训，杜凤治未带门包费及小费，导致总督衙门仆人不予通报，最终不得不派坐省家人与其协商，才得以顺利通报。这些额外开支又花费200多两银子。

如此一来，他在广州还得另外借款3500两，月息高达1.5%至2%。最终，杜凤治怀着沉重债务，历经千辛万苦才赴任广宁知县。大量的借贷和巨额开支，注定官员们还钱只能靠老百姓“买单”，这也成为腐败滋生的重要根源，生动反映了几千年来“升官发财”根深蒂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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