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纣王的罪行，最为可靠的记载无疑是《尚书》中的内容，因为它离商纣王的时代较近，相比之下，其他来自战国、汉代、晋朝的罪行描述都难以令人信服。在《尚书》中，《牧誓》的记载被认为可信，而《泰誓》的内容则受到质疑。《泰誓》中列举了商纣王的种种恶行，包括“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这些罪行令人发指，但其中还提到了“狎侮五常”。然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的产物，而儒学思想直到汉代才开始盛行，那么周武王不可能提到“五常”，因此，《泰誓》中的罪状显然是虚构的。

与之相比，《牧誓》显得更为可信，书中记载了周武王在伐纣前进行的战前动员，他宣布商纣王的四大罪状：“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这四项罪状包括：听信妇人之言、废弃祭祀、疏远贵族兄弟、重用逃亡罪人。那么，这些罪行到底是否成立呢？通过甲骨文的记载来看，似乎一条也不成立，商纣王或许被冤枉了，甚至可能是武王的恶意污蔑。

首先，关于商朝妇女是否能够“顶半边天”这一问题，商代社会并不像后来的周代那样“男尊女卑”。事实上，商代妇女的社会参与度极高，妇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不仅拥有自己的封地、军队和奴隶，还多次率领大军出征，甲骨文中记录了她带领1.3万兵力攻打羌人。此外，妇好还参与了多项重大祭祀活动，并且曾担任占卜官，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商纣王听信妇人的建议，在当时并不算什么罪行，更多是社会的常态。周武王将这一点作为罪状，实际上只是因为周代妇女地位较低，反映了两者社会观念的差异。

其次，关于“昏弃祭祀”，这实际上涉及到权力斗争。商代自商契起，神权一度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商王在多次迁都尝试摆脱神权的制约。尤其是到了帝乙（纣王父亲）时期，商王开始掌握卜筮之权，逐渐脱离了神权的控制。到了商纣王时期，虽然神权依然存在，但王权已经经过几代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既然如此，商纣王理应“昏弃祭祀”，因为祭祀活动的控制权仍掌握在神权集团手中。周武王指责纣王这一点，不仅显得强词夺理，还有可能是为了争取叛商的祭司集团支持，增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力量。

关于“昏弃兄弟”，这一罪状也与商朝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商代的继承制度通常是“兄终弟及”，但到了商朝晚期，随着王位逐渐传给了父亲的儿子，商纣王为了巩固王权，必然会将王位继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而非兄弟。因此，纣王并未重用自己的兄弟和王叔，并非因为罪恶，而是出于王位继承的需要，旨在强化自己的权力。周武王将这一点作为罪状，显然是在有意夸大纣王的过错。

最后，关于“重用逃亡罪人”，甲骨文中的确记载了一些“小臣”的存在，这些“小臣”多为低阶层人物，甚至可能是奴隶或战俘。在当时，贵族阶层与商纣王常常发生冲突，尤其是像微子启、比干等人，他们代表了贞人集团，与纣王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纣王可能出于对贵族阶层的不满，开始提拔一些低阶层的“罪人”，这种做法引发了贵族的反感。站在历史的角度看，纣王的做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进步，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地位，类似于后来的“士族”问题。这种改革虽然引起了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应，但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综合来看，商朝与周代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以周代的标准去衡量纣王的行为，自然认为他犯下了诸多罪行，但从商朝自身的标准来看，纣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周武王的指责，多是出于政治目的，旨在激起民众对商纣王的不满，并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创造舆论支持。历史上的纣王，或许更多是“被污蔑”的对象。实际上，古代史家往往通过胜利者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而周武王最终成功建立周朝，不仅使得其“得民心”的说法成为历史定论，也使得商纣王的过错成为了“失民心”的代名词，这无疑是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