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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记新说

编辑 | 史记新说

关于周、商以及相对偏远的夏朝，学界普遍认为《周礼》中有关行政等级和职能职责的描述带有较强的理想化色彩，可靠性不足。虽然一些官员确实承担了后勤保障的职责，但他们不一定拥有明确的职位名称，或者头衔可能与实际工作不符，然而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却是正确的。

即便如此，关于“军需官”的具体描述，实际上直到战国晚期才出现在《六大密教》的一章中，这一章节详细列出了总参谋部的核心成员。十八类基本官员中，有四位专门负责“供应”的官员，他们肩负着粮食和水资源需求的核算、粮食储备的准备、沿途补给的运输等职责。他们确保军队拥有五种粮食，防止任何饥饿和物资短缺的风险。

在军需保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寻找充足的水源，并确保这些水源没有被敌方投毒或污染。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水资源的争夺与保护成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半干旱的草原上，夏商时期的军队必须高度警惕水资源的供应，因为缺水不仅会影响士兵的体力，还可能导致部队崩溃。

至于携带的水量、所用的水容器（如葫芦）及是否使用了人力或畜力拖拉的车轮运输工具，这些细节仍然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水因其重量大、体积庞大且易流失，运输极为困难，再加上当时农村人口稀少，使得持续供水成为一大挑战。虽然早期已经掌握了挖井技术，夏商时期尤其是武丁统治后期，依赖不断的水源获取依然是常态。

军粮方面，主要以小米为主，其次是小麦，最后是稻米。这三类粮食均需烹煮食用，因此必须搜集足够的柴火，并设置简易的炉灶或其他烹饪设施。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和忠诚，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建议指挥官应效仿名将吴起的做法——在军队完成水井和生火之前，自己绝不先行进食或饮水。

一旦当地的柴火被耗尽，军队将无法烧水或烹饪热食，尤其在寒冷的冬季或多雨的季节，这将极大增加士兵的痛苦与疾病发生率。

春秋战国时期，军需物资越来越多通过官方征用获得，这些征用形式多样，包括直接没收和军事强征。劳动力则通过广泛的征兵和繁重的徭役聚集而来。纳税义务不仅涵盖粮食供应，还可能涉及牛马的提供或某些装备的供应。

据称，战国时期的义务兵必须自备全套装备，并能维持短期的自给自足，但这种做法很快被证明效率低下。几个世纪以来，货币税制逐渐推广，使政府能够通过货币购买所需装备和补给，极大提高了调配灵活性，也减少了运输大量物资的麻烦和费用。

商朝时期，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皇家公路的划定，奠定了促进行政管理、通信及快速军队调动的基础。尽管如此，因牛匹消耗粮食多，马匹数量较少且价格便宜，普通士兵仍然携带大量口粮以备不时之需。

从商朝中晚期起，沿中国众多河流和湖泊行驶的小船开始用于粮食运输，神谕铭文也显示国王曾考虑水路调动军队的可能性。到了春秋时期，吴国开凿运河，便于从东南地区向中心地区转运军粮与兵力。

长运河既服务于军事，也兼顾军民两用，例如为内陆首都提供补给。此类运河在清朝及以后的朝代更加繁盛，成为重要的运输网络。

笔者认为，虽然夏商时期具体军事开支仍不可考，但从后来的文献和历史评论中，能窥见战争的巨大成本与影响。战国时期一支10万人的军队，配备大量战车和复杂攻城器械（无骑兵），必需依赖庞大的补给队伍和后勤支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

《孙子兵法》或成书于战国早期，明确指出：“若有千辆四马战车，千辆皮甲支援车，十万骑兵，且需运输粮食达千里，那么国内外的战争花费、顾问开销、战车用的胶水油漆及装甲费用，每日需耗费黄金千块。唯有如此，方能动员十万大军。”

千块黄金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孙子警示，长期战争将耗尽民力和国家资源的60%至70%。每服役一名士兵，背后约有七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边境内外受苦的人，疲惫至极或无暇务农者，达70万个家庭。”

这些数字或源于晚期理想化的社会组织设想，如八户组成的井田制，围绕耕种的公共地块，以供养国家机器。孙子的论述得到支持：“敌人的一蒲式耳粮食相当于我军的二十蒲式耳；敌马的饲料需求亦如是。”

多数军事著作建议，部队应充分利用途中的资源或战场缴获物资，掠夺敌方粮草以减轻自给负担。春秋时期的胜利军队偶尔能缴获“三天补给”，这或为野战部队最低储备，有时甚至发现更大量的物资。

《六大密教》指出，先锋部队应携带三天“预备粮”，保证快速机动，必要时能立刻投入战斗。先锋之前的先遣部队则准备六天的补给，而主力军以固定每日口粮为出发标准。

贯彻孙子“在肥沃农村觅食，三军自有粮食”的理念，历代将军皆派遣分队掠夺觅食。成功与否依赖于地形的易达性以及仓库、粮仓、畜牧群和成熟作物的分布。

然而，世界各地军队历经漫长岁月，凭借艰苦的实地作战维持战力，代价往往是对当地居民的严重破坏。土地被烧毁，基础设施毁坏，附带伤亡惨重，百姓流离失所，饥荒蔓延，尤其当种子作物被征收时，后果尤为严重。

龙山时期，人口和农业产量持续增长，带来了地方粮食盈余。最新考古发现的储藏坑中藏有惊人的粮食储备，这种现象可能延续至夏商时期。商代大量酒器的出土也反映出酿酒业的繁荣，既说明粮食过剩，也暗示社会的兴衰变迁。

但早期军事著作对没收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反而会激起敌军更强烈的抵抗。此外，聪明的指挥官总会在被包围前采取行动：转移牛群，拆毁建筑，运送物资至设防城镇，实行焦土政策，极力掠夺可用资源，正如《墨子》和《魏辽子》所述。

不论是实践中还是理论上，战场经验都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及其作为战略武器的作用。吴起强调：“军队若无节制地行军、休息、饮食，马匹和士兵疲劳，营地又无秩序，他们就无法执行指挥官的命令。”命令被违背，军心涣散，败局已定。

长期作战的军队常常面临补给中断，被敌军切断后只能选择投降，导致体力衰竭、饥饿甚至死亡，典型如公元前三世纪赵国四十万军队在清平之战的惨败。

战国中期《六大密教》对物资短缺时提出多种应对策略，其中甚至包括一则仅五英寸长的秘密信函，用以请求额外补给和援兵。《吴子》一书也强调因缺乏粮食、柴火和饲料所带来的敌军弱点。

笔者认为，补给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军队有时会刻意放弃部分资源，这种极端行为旨在激发士兵无畏死战的决心，特别是在“致命地形”作战时更为明显。

战国时代，装备完善的城市被视为坚不可摧，但缺乏准备者仍极其脆弱。“若家畜未放牧，谷物未收割，财富和材料未集结，即便有资源，亦等于无物。”相反，将粮食集中储存在土窖、粮仓及外墙防御工事中，可大幅增加攻城者的消耗，而防守者却能节省大量体力。

春秋时期，围城战因攻城者粮食耗尽而多次中止攻势。长期围困的问题在后世得到部分解决，如驻军兼顾耕作，既供给自己也担负边防职责。

战国时期的作者深知战争与农业的紧密联系，这也解释了商鞅为何只将战争和农业成就列为封赏等级。春秋早期秦国甚至拒绝救助陷入饥荒的邻国，企图借此削弱对手。

更阴险的是，据传秦国向吴国供应高产但秘密受损的种子，诱使其消耗储备，制造次年歉收的生物攻击。

因为胜负往往取决于补给线的完整，切断敌人供应可迫使其分散兵力或派出无序突击队，从而被彻底击溃。持续的物资短缺使指挥官常急于作战，导致战术草率。

被围困的城中居民为求生甚至会发生食人现象。准确掌握敌军补给状况，尤其是在饥饿边缘的耐受力，是制定战术的关键。

早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就指出：“敌军若因饥饿站立不稳，或先饮水者因渴难耐，其军心即显脆弱。”敌军补给是否充足，是评估其战斗力的关键。

笔者认为，战国晚期以道教为背景的《黄世功三策》虽略显夸张，但强调调查敌情的重要性。了解敌粮仓、军械库和粮食储备，识别敌方优势与弱点，是用兵之道。

一个长期在恶劣条件下作战但必须远距离运输粮食的国家，注定空虚且贫困。若军官在运粮途中饿肚子，或士兵需先采集木材草料才能进食，军队难以持续作战。

因此，长距离粮食运输造成的“空虚状态”将逐年加深，人民贫困，政府失信，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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