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湖北枣阳县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就是田维扬。七岁那年，他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走进了私塾，开始了启蒙教育。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仅仅三年后，贫困的现实便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学业。田维扬不得不辍学回家，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地主家的长工。日复一日的辛劳，让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1928年，22岁的田维扬为了生计，也为了寻找一条出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国民党湖北省警备第5团。这支部队并没有让他感到安稳，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入国民党独立第15旅。

彼时的中国大地，革命的火种已在暗中燃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田维扬的军旅生涯，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悄然转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那么，当年那个挑水砍柴的少年，究竟是如何从国民党士兵，一步步走到红军营长，再到新四军副旅长，最终成为共和国的中将？

1928年，二十二岁的田维扬加入了国民党湖北省警备第五团，随后又调入独立第十五旅。彼时，他只是数万普通士兵之一，每日训练枯燥辛苦，内心却总惦记着家乡贫苦百姓的生活。

那年冬天，独立第十五旅所在部队被缩编为一个师，引发部分军官不满。此时，我党的党员程子华正秘密在该旅开展工作，敏锐地抓住了军心浮动的契机。经过一系列策反和思想工作，1929年底，这支部队在湖北大冶起义，整体加入了红军，被编入红五军。

田维扬也随之转变身份，从国民党士兵成为红军战士。他被编进红五军第五纵队，担任排长。虽说军装未改，但阵地、旗帜和理想已彻底不同。

1930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田维扬跟随部队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屡次出生入死，凭借冷静与勇敢升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第一营副营长、营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踏上长征。那一年，田维扬28岁，带着一营官兵翻山越岭，夜宿荒野。草地泥泞，饥饿与严寒常伴，战友在路上倒下，埋都来不及。田维扬咬紧牙关，始终走在队伍前面，鼓舞官兵坚持。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调至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一团第一营营长。随后，他又参加了东征、西征作战，为巩固陕北根据地立下功劳。

1937年初，为提升理论素养，田维扬进入抗日红军大学深造。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被调往抗日军政大学，担任第二期军事第二队队长，负责培训抗日干部。这期间，他常告诫学员：“枪要常擦，书也要常看。”

之后，田维扬调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参谋长，随部东进，来到华东战场。

在华东，他历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一旅副旅长、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指挥部队穿行在密林与村庄之间，与日军展开拉锯战。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损失惨重，中央决定重建。田维扬所部被编入新四军第三师，他任第七旅副旅长兼苏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

苏北、淮北、淮南战场上，他带领部队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周旋。夜幕下的小村庄，传来枪声与喊杀；清晨的荒野，脚印印在霜雪中，记录着艰苦抗争的足迹。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维扬调往东北，担任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局势复杂，国共力量激烈对峙。他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不断削弱国民党军力量。

辽沈战役打响时，他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师长，指挥部队在黑土地上血战，直至东北全境解放。

随后，他又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解放华北大地；接着转战华南，参加衡宝、广西战役，打垮敌军主力，目睹新中国宣告成立。

建国后，田维扬升任41军副军长、军长。那时，西江流域土匪仍然活跃，他率部清剿，稳定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他参与指挥荆江分洪工程、海南岛公路建设工程，用军队力量支援新中国经济建设。

1955年，国家首次实行军衔制。田维扬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开国中将。同年，他调任总后勤部后方工程建筑部部长。此后又任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奉献。

即便到了晚年，他仍常与年轻干部谈起当年长征的艰辛，皖南事变的悲壮，东北雪原上的血战。他不曾夸口，只用平淡口吻讲述历史。

1977年，田维扬在昆明因病去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