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田翳采药昆陯”石刻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西北岸，最早发现于2020年7月5日，首次见载于侯光良《昆仑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一书，然并未进行正确的释文和深入的考证。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仝涛先生《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陯”石刻》一文，正式向大众公布了“采药昆陯”石刻。该石刻的发现，“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1]印证了任乃宏先生《定位“古昆仑山”》一文的考证结果，[2]意义非凡。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下，仝涛先生一行辛苦的调查让我们有缘目睹了秦代刻石的真面目，何其有幸。然鼓噪伪刻之风亦伴随而来，甚嚣尘上。疑伪论者攻讦的关键点来源于仝先生对于该刻铭关键文词的错误释读，尤其是纪年。今在仝先生一文的基础上，笔者试对刻铭文字做进一步的补充释读,期以引起正确的讨论。

经常研读摩崖石刻的人士非常清楚，由于千百年来的风化，加之人为及自然的破坏，摩崖石刻文字的判读很容易出现偏差，尤其在没有传世文献可参校的情况之下。以该摩崖之“卅七”二字为例，笔者初看到仝先生公布的图版和摹本时，也不假思索认为是“廿六”，但后来看到相对清晰的图版后才发现，“卅”字之所以被误判为“廿”，正是中间的竖笔风化不显所致。同样关于“七”字，笔者曾认为由于横笔正中上下方的石面残泐，以致横画上之点画及下方二撇画影影绰绰，想当然从字形结构合理性的角度判断是“六”字。但仔细观察相对清晰的图版，横笔正中间的竖笔清晰可见，且线条规整，其宽度与其它字的线条宽度等同，显然并未残泐，是“七”字无疑。颇值一提的是，《里耶秦简（壹）》编号为214的简牍，与“田翳采药昆陯”仅差四年，二者书写风格非常相近，如“卅”、“三”、“年”、“月”、“以”等字，尤其“十”字横笔弯曲之写法与“七”字一致，可见时风。综之，该刻石正确的纪年应是“卅七年”，即公元前210年。检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卅七年三月戊寅朔，故“三月己卯”即三月初二日。[3]此时间也与始皇帝晚年恶言死，热衷寻求仙药的记载相吻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4]

“卅七”

图版采自《里耶秦简（壹）》P49页

“五大=”三字，并非合文，而是重文。“五大=”即“五大大”，用作“五大夫”。秦琅琊台及泰山刻石亦如此写法。关于“大”与“夫”二字的问题，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一载：“《金石录》曰：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然残缺。熙宁中，子瞻所摹刻也。从臣姓名，‘五大夫’作‘五大大’，泰山篆亦如此。或曰古大与夫同，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识，有用大夫始鼎及秦权铭黔首大安，皆用大字，盖古人简质，凡字点画相近及首同者，多假借用之，东汉时碑刻尚多如此。”

“田”字，人率多误释为“臣”，非是。仔细观察，该字之“口”是完全合围的，里面的“十”也一览无余。 “田翳”即刻铭中五大夫之姓名，其或是东方之齐人。

“田”

“支”字，被释作“士”。从刻石残留笔划来看，“士”没有此种写法，应是“支”字，用作“伎”或“技”，方伎、方技二词同义，文献中常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5]《汉书·艺文志》载：“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6]

刻铭中的“此”及“一”字，暂不确。

综上，“田翳采药昆陯”刻铭之释文应为：

皇帝/使五/大大（夫）田翳/将方支（伎、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后按：

秦“田翳采药昆陯”刻石，将其称之为秦汉时代重大的考古发现亦不为过。遗憾的是，该刻石甫一公布，即招来漫天的非议。纵观其文本内容、书法风格以及凿刻方式均无可置疑。之所以引起争议，其中“廿六年”这个错误的释读成为疑伪者攻讦的关键所在，可见科学审慎公布调查结果的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该简中之“陯”字，应为“隃”，因二者字形相似，才被误释作“陯”。按“隃”字从阜俞声，乃“嵛（崳）”之古字，二者实为一字。故“昆隃”即“昆嵛”，应该与今山东胶东半岛之昆嵛山有关联（还需继续考证）。昆嵛山地近琅邪郡，如此“琅邪献昆隃五杏药”之文意了然。

“琅邪献昆隃五杏药”

注释：

[1]仝涛：《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陯”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6月8日。

[2]任乃宏：《定位“古昆仑山”》，《群文天地》，2012年第5期，44-51页。

[3]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134页。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257页。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2796页。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1780页。

来源：四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