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在八世纪上半叶的衰退，究其原因，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和贸易交流在促进新罗各方面制度改革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唐罗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新罗不仅通过官方贸易吸收了唐朝的经济制度，还在政治、教育等领域借鉴了唐朝的先进模式。通过这种交流，新罗逐步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时在政治和教育制度的建设上也得到了深远的影响。

新罗自统一以来，便努力模仿唐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期望借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统治力量。到了八世纪，两国交流逐渐深化，新罗不断完善本国的政治制度，并在景德王时期，逐步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政治体系。法兴王时期，新罗开始着手中央政府体制改革，八世纪上半叶，官方在中央官制方面做出了两项重要变革。首先是官服等级的改革，官服与新罗贵族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唐朝皇帝玄宗亲自赐予新罗王族及使臣的官服，不仅体现了唐朝对新罗的尊重，更促进了新罗社会身份和阶层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次，八世纪中叶，新罗对官名进行改革，逐渐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与新罗本土的“十七等官阶”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为清晰和规范的官职体系。

此外，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还促进了两国在文化、教育和典籍方面的交流。唐朝的经典著作如《老子》、《道德经》、唐诗等被新罗引入，这些作品承载了儒家、道家等思想，影响了新罗的文化进程。这些典籍的引入不仅对新罗的贵族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提升了平民阶层的文化素养，甚至影响到新罗的教育体系。唐朝的经典文化在新罗的传播，使得新罗文化逐步接近唐朝的先进水平。

八世纪上半叶，唐朝的开放政策为新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尤其在汉字、儒学和佛教的传播方面，唐朝的影响逐渐深入新罗的各个层面。这一时期，唐朝对新罗的文化输出具有持续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学术、文学和思想领域，新罗不断借鉴唐朝的成果，最终形成了相对独立却深受唐朝影响的文化体系。

然而，到了八世纪中期，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逐渐下滑，原因之一便是唐朝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在唐朝初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国家提供了稳固的土地和税收基础，但这些制度在唐朝鼎盛时逐渐暴露出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加重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唐朝的统治稳定性。均田制的衰退，连带影响了府兵制的运作，最终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导致了边疆藩镇的独立性增强。755年的“安史之乱”更是加速了唐朝的衰退，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

唐朝的政治动荡直接影响了其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尽管朝贡贸易在唐朝盛世时期有着强大的政治象征意义，但随着内政腐败和国力的衰弱，朝贡贸易体系开始出现裂痕。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唐朝的财政危机和内政不稳使得朝贡贸易减少，民间贸易则逐渐发展起来。唐朝自认为“天朝大国”的地位，使其在朝贡体系中扮演了强势角色，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支付方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而这种压力逐渐削弱了其对外朝贡贸易的支持。

与此同时，新罗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加剧了贸易变化的发生。新罗虽然尝试效仿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但由于骨品制下的贵族势力过大，导致王权与贵族的矛盾不断加剧，中央政权的稳定性遭到破坏。频繁的王权更替以及贵族集团的割据使得新罗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央集权的实施困难重重。

此外，八世纪的新罗多次发生自然灾害，给其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打击。据统计，新罗在这一时期经历了29次自然灾害，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许多流民被迫投奔地方地主，成为私兵，或者逃往唐朝和日本成为侨民。这种人口流动不仅影响了新罗国内的经济，也改变了其社会结构。随着新罗民间贸易的逐步发展，海上贸易逐渐崛起，并成为新罗恢复经济、促进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

新罗通过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尤其是在张保皋的领导下，成功地发展了与唐朝的民间贸易。海上贸易逐渐取代了官方贸易的地位，成为新罗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这一转变标志着唐罗官方贸易的衰退，新罗与唐朝的政治联盟逐渐淡化，两国的官方贸易开始减少，而民间贸易则迎来了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八世纪中叶起，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唐朝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而新罗国内的权力斗争和自然灾害也加剧了这一过程。随着新罗海上贸易的崛起，民间贸易逐步填补了官方贸易的空缺，成为两国经济互动的新形式。尽管如此，八世纪上半叶的唐罗官方贸易仍对两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