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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进士作为科举考试中最受推崇的出身途径，在官员选拔中享有独特的优势。然而，明清两朝对于新科进士的授官制度和具体铨选流程存在较大的差异。

总体来说，清代的选官程序较为简洁明了。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被授予翰林院官职，省去了吏部铨选的环节；而二甲、三甲进士则需要通过朝考，合格者成为庶吉士，其余则按吏部的班次分配，部分被授予各部主事职务，部分则外放至各省担任知县等地方官员。

很多人习惯认为状元必定授予修撰，榜眼和探花必定授予编修，这是固定不变的制度。实际上，这种看法不完全准确。明代初期，新科进士授官制度经历过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针对这一问题，御史特意讲述了明代进士选官的历史演变。

洪武年间，科举制度屡经波折，考试和选官方式多种多样。除进士外，举贡、吏员选拔，甚至举荐任官占有很大比重。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才明确宣布恢复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

明代进士的甲等及名次尤为重要，授官原则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定。但在明初阶段，进士授官呈现出多元化，尚未形成固定标准。严格来说，举人通过会试已获得入仕资格，殿试的主要作用是排序，以便吏部授官时有据可依。除了殿试名次，进士的年龄也会影响授官，年长者授官难度较大。

洪武时期，进士授官制度尚显粗糙，未有统一标准。例如洪武四年，廷试结束后规定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状元授员外郎，榜眼和探花授主事，二甲前十七名授主事，二甲十七名至三甲一百名授知县或县丞。可见当时主要以甲等名次为标准，分配相应官职。

到了洪武十八年，制度有所调整。第一甲第一名授六品官，第二、三名授正七品，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进士授七品，第三甲授正八品，品级按甲等确定，不再区分具体名次。

洪武二十六年，一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二甲、三甲进士则分配至各衙门办事，内外分工有序。这是首次明确规定状元、榜眼、探花授翰林院官职。

另有一条重要规定，从此科起，未获实职的二甲进士享有从七品顶戴，三甲进士享正八品顶戴，可按相应品级领取俸禄。吏部铨选时原则上不得低于此标准。

虽然一甲进士的授官较为确定，二甲、三甲的授官制度仍在不断调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朝考制度”是在雍正时期才正式确立。此前，进士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并不须考试，而是由六部九卿官员举荐。

由于二、三甲进士没有固定授官标准，洪武时期便实行了“观政”制度，亦称办事、隶事或试政，实质上是试用期，兼具职前培训和实习功能。

不同于清代漫长的“学习行走”期，明代新科进士观政期较短，一般为六个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进士六个月后均能授实职，实际情况是根据甲等名次依次轮流授官。成绩优异者六个月即可上任，排名靠后的则须等待前者完成授职，最长不过三年。

经过观政期后，进士的具体授职自成化、弘治年间起逐渐规范，直到明末基本保持不变。

据万历年间《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进士除授》记载，二甲进士一般在京内任主事，外放则担任知州；三甲进士在京可任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舍人、行人等职，外任则为推官、知县。

值得补充的是，虽然二甲进士规定“内除主事”，但由于人数众多、京城六部官额有限，大多数二甲进士实际被外放为知州。知州品级高于主事，但明代官场普遍重视京官而轻视外官，很多二甲进士不愿出任外职，常以托病推辞。三甲进士对外放更是敬而远之。

前文提到，明代二、三甲进士均需观政，时间从六个月到三年不等，这意味着排名靠后的三甲进士需在吏部长期候补。为照顾这些进士，朝廷出台“守部进士”政策，即弘治年间起，未及时被授部职的三甲进士，因年资久、勤勉可安排在京中任职，担任中书舍人、行人等小京官。

明代官场习惯认为，京官即使品级较低也比外官高级，因此许多进士宁愿在京做七品官也不愿外放为五品官。于是“守部进士”反而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岗位，颇受青睐。

整体来看，明代新科进士在授官制度上较清代更为优厚，不仅起始品级较高，候补时间普遍较短，不像清代康乾时期，新科进士平均候补长达八年，甚至出现长时间无法授职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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