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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是否真的反叛，三国时期的史料记录并不一致。陈寿在《三国志》中指出魏延虽无大罪，但确实存在过失；而鱼豢所著的《魏略》则坚决认为魏延是完全无辜的。这两部史料相互印证，似乎让我们得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如果魏延不算反贼，那么蜀汉的四位重要文官中，竟有三人是为了争夺军权而诬陷忠良、陷害诸葛亮选定的继承人的奸臣。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蜀汉四相”指的是诸葛亮这个唯一拥有“丞相”称号的人，以及没有丞相名号但掌握丞相实权的几位大臣：开府仪同三司、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蒋琬和费祎，还有以侍中身份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手的原黄门侍郎董允。这四人，合称“蜀汉四相”。

诸葛亮作为千古名相，其“出师表”广为传颂，他对刘备和刘禅的忠诚无人质疑。然而，其他三人在魏延和杨仪的争执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有些像演义小说中那些令人怀疑的潘仁美和庞籍，虽然史实中潘、庞都是忠臣，但他们的形象却常被后人质疑。

《三国志》对魏延和杨仪之争的评述是：“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换言之，魏延接掌蜀汉军权不仅是诸葛亮的意愿，且当时也是众望所归；相较之下，杨仪不过是一个变数，正如早些时候人们原本看好张飞担任汉中太守，而魏延则成为那个“变数”。

刘备作为开国皇帝，其深谋远虑常令旁人难以捉摸。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也显得有些反常：“亮病重，秘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商议身后退军事宜，命令魏延断后，姜维居次；若魏延不服从，军队则自行撤退。”这番话是否真实，仅杨仪和费祎两人知晓，而这两人正好与魏延对立，因此他们的证词既有可信之处，也难免偏颇。

历史考证讲究“孤证不立”，杨仪和费祎的一面之词难以作为完全证据。我们可以参考《魏略》的记载：“诸葛亮病重，告知魏延等：‘我死后，只需谨守己任，切勿复发纷争。’命魏延代行其事，秘密处理丧事。魏延遂将诸葛亮遗体隐瞒，行至褒口时才发丧。长史杨仪与魏延素有嫌隙，见魏延掌管军务，恐怕遭害，便谎称魏延欲举众北归魏，率众进攻魏延。魏延本无此心，不战而逃，终被追杀。”显然，魏延若真接替诸葛亮，必定誓死与曹魏一决雌雄，但文官集团对此并不乐见——历朝历代，文官往往倾向于降服，武将则主张抗争，这在三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曹操南下时，东吴众文官多主张投降，而周瑜、鲁肃、程普、黄盖等武将则坚决主战。

正史中，鲁肃一直是东吴的主战派，赤壁之战时担任军校尉，战后升为奋武校尉、横江将军，周瑜逝世后更掌握了东吴军权。相比之下，蜀汉的大司马蒋琬和大将军费祎从未有过带兵经历，他们更喜欢安稳地掌握权力，对战争毫无热情。史料记载：“自蒋琬、费祎在任，虽身居外职，掌管赏罚刑威，皆先经商议，推任如此。姜维多次想兴兵大举，费祎常加以制止，其部兵不过万人。”

蒋琬和费祎无诸葛亮之才，却掌握着和诸葛亮几乎同等的权力。在他们主政期间，刘禅几乎成了傀儡，不点头便难有作为，而最有实力的武将姜维也被他们严密控制，难以施展抱负。

细看费祎和蒋琬的经历，会发现诸葛亮病逝时，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声望远不及魏延：魏延身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官爵显赫；而蒋琬只是丞相长史、抚军将军且无爵位，费祎是中护军、司马、亦无爵位。诸葛亮逝世后，魏延被杀，蒋琬、费祎则迅速攀升，蒋琬升为尚书令、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被尊称“君侯”“侯爷”，死后亦称“薨”；费祎继任后军师，后来代蒋琬为尚书令，从汉中迁涪江，又升大将军、录尚书事，开府治事，受封成乡侯，爵位与诸葛亮相当。

费祎权势极大，其行为有时甚至显得有违臣道：“延熙十四年夏，还成都时，成都望气者称城中无宰相位，故冬季复北屯汉寿。”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竟然听信“望气者”的言论，与皇帝分城而居，自居丞相之位，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代汉者当涂高”之说。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废除了丞相职务，费祎却仍以丞相自居，已属不当；再加上与妄言天命易数者交往，更给人留下把柄。若非底气十足，费祎绝不会如此公然。

在魏延与杨仪的争斗中，费祎和蒋琬坚定支持杨仪，但杀死魏延后，杨仪并未如愿成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而显得异常焦躁，接连犯错，最终被费祎蒋琬抓住把柄除掉。

杨仪早年任刘备尚书时，蒋琬只是尚书郎；后来两人皆为诸葛亮的丞相参军长史，杨仪资历更老、工作更多，看到蒋琬步步攀升，心生怨恨，最终落入陷阱：“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唯费祎前去安慰。杨仪对费祎怀恨在心，言辞激烈……费祎秘密上表揭发其言论。十三年，杨仪被废为平民，迁往汉嘉郡。杨仪抵达后仍上书诽谤，辞色激烈，遂被押送回郡自杀，其妻儿得以返蜀。”

杨仪与费祎之间的秘密对话，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旁人难以得知。费祎的密奏更是左右局势，蒋琬也未曾给杨仪辩解机会。

关于杨仪和魏延谁是反贼，费祎作为关键证人，必然清楚真相。站在杨仪一边欲置魏延于死地的，还有诸葛亮《出师表》中提及的“志虑忠纯”的良臣董允和蒋琬：“延、仪相互控告叛逆，消息一日传至。后主询问侍中董允及留府长史蒋琬，二人均怀疑杨仪，轻信魏延。”

所有文官一致声称魏延是叛逆，却力挺杨仪，然而杨仪却曾坦言：“丞相去世之际，若我举军投降魏氏，世人岂会如此评价我！令人终生悔恨。”这番话反驳了文官集团的说法，甚至越说越出格，若不加封口，或许会揭露更多惊天内幕。最终，这个在面对魏延时胆怯至极、见刀吓破胆的杨仪，竟然鼓起勇气选择了自杀。

杨仪的自杀，不仅保全了其妻儿，也维护了蜀汉三相的面子。随着杨仪的反叛真相暴露，魏延并未被平反，此事遂成蜀汉无人敢提的旧案。结合《三国志》和《魏略》对比，我们发现魏延其实并未谋反：这位“善养士卒，勇猛过人”的将军，在有利地形上带领精锐部队却不敌书生出身的杨仪，他平时对士卒的善待也未能阻止士兵兵败如山倒。

种种反常现象，唯有一个合理解释：魏延根本不想开战。三国时代的士兵不关心谁有理，听从主将命令而已，吃饭领赏才是关键，他们之所以溃散，必然是受魏延指示。

这两部史料相互呼应，我们大致还原当时情景：诸葛亮将军权托付给官爵最高的魏延，却让地位较低、只在乎权力且反对战争的文官集团极为不满。于是，一直与魏延有矛盾的杨仪被推上前线，成为替罪羊。魏延与杨仪的势不两立，成了文官集团借机削弱主战派的工具。结果是，主战派首领魏延被除，诸葛亮的密秘杨仪失去军心，军政大权最终落入蒋琬、费祎、董允手中，姜维只能被边缘化。蜀汉因此得以休养生息，文官们得以安享“太平宰相”的日子。

当然，说“蜀汉四相”中有三人是奸臣，未免过于偏颇，因为他们并未真正欺凌刘禅，更未有“代汉自立”的野心，只是不愿让军权落入像魏延这样的鹰派手中。正如《宰相刘罗锅》主题歌所唱：“什么是功？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天地间原本没有公平的天平，百姓也无法成为定盘星。

魏延究竟是否反贼？蜀汉四相中是否真有三个奸臣？单靠一本史料无从得知，最终还得请教诸位读者：在诸葛亮去世后的这场权力纷争中，谁才是真正的反骨仔？谁又是那个被冤枉的冤大头？若魏延真是无辜之人，那么这桩陈年旧案中，那些被称作君子忠臣的蜀汉三相，又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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