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重新看了一部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纪录片《决战之后》，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孙殿英并不像许多“史料”所记载的那样在1947年死于某地，而是出现在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

看过《决战之后》的朋友肯定知道，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姚伦正是该片的总顾问。如果孙殿英没有进入功德林，姚伦绝不会在影片中让这个人物出场。此外，黄济人在他的著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也提到了孙殿英在功德林的“学习”情况。这本书是黄济人根据自己的采访和拜访多位曾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战犯所写，既然是根据真实资料撰写的，自然不会虚构孙殿英的经历，甚至如果没有这个必要，他是完全可以选择不提的。

至于孙殿英的具体死因和时间，这个问题的确不容易考证。只有那些真正研究过功德林档案的人，才能给出准确答案。所以，我们不如换个话题谈一谈：黄维研究永动机失败后，王耀武召开批判会，第一位发言的究竟是谁？为何“土木系”的几位“干将”轮番开火？

黄维在功德林的改造表现相当糟糕，这一点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自己承认：“那时我的思想最为顽固，由于情绪低落，我常常和同犯发生争执，拒绝接受管理人员的管教。我对学习充满抗拒，常常说一些挑衅性的话，甚至做一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是管理员还是同犯，都认为我是最顽固的，事实上我确实如此。”

沈醉在他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也记录了黄维的一些“趣事”：他曾亲眼目睹黄维在批评时的反应。当他被批评时，黄维总是闭着眼睛，不露一丝表情。如果批评者让他感到厌烦，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令在场的人哭笑不得的举动——当批评的声音刚落，他会用力一挤，发出一阵响亮的屁声。这种场面经常让沈醉忍俊不禁，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到厕所里去笑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每次想到这段回忆，他仍会忍不住笑出声。

沈醉还提到，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关系相当不好：“黄维性格孤僻，自视清高。成了战犯之后，他对那些积极的战犯学员极为不屑。而他的组长、副组长，基本上都是他的旧部下，或者是他认为‘不值一谈’的人。所以他经常受到批评和斗争。再加上他痴迷于‘研究永动机’，更成为了批判的重点。”

1956年，全国高级战犯（如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被集中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四百多名战犯被分配到多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上方有学习委员王耀武、生活委员庞镜塘、文体委员宋希濂和卫生委员曾扩情等。四位委员的权力远高于小组长，其中，王耀武作为学习委员，掌握着最大的权力。

王耀武为人谦和宽厚，因此赢得了管理人员和其他战犯的尊重。然而，黄维对他并不敬重，尽管许多人都亲切地称王耀武为“佐公”（王耀武的字），但黄维等少数“老资格”的战犯只是直呼其名。黄维虽然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但显然并不像杜聿明那样尊重这位黄埔三期的王耀武。

王耀武当然不会因黄维的不尊重而进行报复，但作为学习委员，他有责任对黄维的行为进行批判，尤其是在黄维坚持研究不切实际的永动机时。他们召开了一次批判会，王耀武主持了这次会议，记录员是沈醉。

王耀武开场时非常温和：“黄维同学的思想改造存在很大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在这里提出。”然而，接下来的发言却非常严厉。第一个发言的是原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他足足讲了一个小时，从黄维吟诵《石灰吟》到背诵《答曾国藩》，他用一系列引经据典的方式揭露了黄维的思想问题。

陈长捷与黄维有些旧怨，他的批评也有其深层的背景。接下来，几位“土木系”的将领也纷纷发言，批评黄维不仅违背自然科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黄维是在对抗社会科学与马列主义。原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曾任十八军一九九师师长的宋瑞珂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发言人都与黄维有着直接的联系，尤其是黄维曾是十二兵团的司令，十八军则被认为是“土木系”的基础之一。杨伯涛、覃道善和宋瑞珂都是黄维的下属，甚至在淮海战役中，黄维指示他们使用了毒气。

批判会的气氛异常紧张，每个人的言辞都很激烈。宋瑞珂的批评尤为尖锐，他指出黄维性情孤僻，整天寻找“出气口”，从不认真思考改造问题。最终，这些批评声连成一片，形成了对黄维思想的严厉指责。

此外，黄维与杨伯涛的矛盾也在这次批判会中显现无遗。黄维曾公开表示，他不会批评蒋介石，也不会批评陈诚，反而常常与宋瑞珂就文笔问题争执。即便他们同为土木系的将领，黄维与杨伯涛依旧积怨深重。

沈醉通过他的观察，很快就发现了覃道善和黄维之间的恩怨：淮海战役结束后，覃道善等人因为施放毒气而被判死缓，而黄维却在交代材料中推卸了责任。这种行为让覃道善心生不满，也促使他在批判会中对黄维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从这次批判会的情况来看，黄维的思想不仅与其他战犯格格不入，而且他对周围人的态度也显得极为孤僻。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黄维的个性特点，以及他在功德林的经历为何如此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