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主席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章士钊的信件，信中写道：

“主席您好，此次来信是有要事相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如今生活困顿，恳请政府能够宽大处理，给予一定的帮助。”

提起袁克定，或许许多人并不熟悉，但他的父亲，袁世凯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袁世凯一生共育有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其中只有袁克定是正妻所生。在那个时代，长子通常被视为家族的继承者，地位显赫，袁世凯也无例外地极为重视袁克定。

1876年，年仅17岁的袁世凯迎娶了来自一个显赫家庭的于氏为妻。尽管于氏出身名门，但当时社会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于氏不仅未曾接受过任何文化教育，且礼仪规矩也缺乏常识。这使得她与袁世凯的关系日渐疏远，家庭矛盾渐起。

1878年12月，于氏为袁世凯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克定”。最初，家庭和睦，生活美满。但不久后，袁世凯和于氏因一场误会而发生激烈争执，导致两人渐行渐远，袁克定从小便目睹了这一家庭纷争的裂痕。

某日，于氏突然心血来潮，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的裤带，袁世凯看后打趣道：“今天怎么系了这么鲜艳的裤带，像是青楼女子的装扮。”（在当时，河南人习惯称青楼女子为“马班子”）。这一调侃让于氏大为不满，随即回嘴：“我才不是马班子，我是明媒正娶的！”这句话无意中触动了袁世凯的痛处——他的母亲并非正妻，而是继室。袁世凯认为于氏故意揭开自己的伤疤，愤而与她冷战，从此两人之间再无言语，甚至未曾同床共枕。

1881年，袁世凯认识了来自苏州的沈氏，二人感情迅速升温。沈氏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甚至资助他脱离上海，去朝鲜另谋发展。袁克定也被接到朝鲜，由沈氏抚养。袁克定自幼便受到父亲的宠爱，袁世凯重视他的教育，为他请了外籍教师教授德语和英语。在父亲的支持下，袁克定成为了家族的得力助手，甚至在父亲与外界交流时充当翻译。

随着南北和谈的开始，袁世凯与汪精卫会面，除了表达对革命的同情外，还安排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在谈判期间，袁克定代父发言，并提出三点条件：首先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其次实现南北统一；最后，袁世凯以“皇帝”身份管理蒙藏地区。显然，袁克定一直渴望父亲能够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担任副总统。然而，就在副总统就职的当天，袁克定骑马时不慎跌落，伤势不轻。

1913年9月，袁克定前往德国治疗，但他真实的目的并非如此。他到达德国后，带着袁世凯的亲笔信会见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交谈中，袁克定向威廉二世阐述了中国没有君主立宪制将无法强盛，得到了威廉二世的高度认同。德国皇帝支持袁世凯并写信表示愿意提供外交支持。袁克定将信件带回，袁世凯欣喜不已，直夸袁克定“做得好”。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袁世凯开始寻求日本的支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日本的势力日渐强盛，甚至在青岛地区展开了侵占。然而，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袁世凯看到后，心情沉重，决定立即停止所有帝制活动。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屈服于权力的诱惑，最终决定称帝。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的帝制梦想宣告破灭，随着蔡锷、唐继尧等人的起义爆发，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取消帝制，但内外的反叛浪潮并未平息。5月末，袁世凯因忧虑过度而生病，最终于6月6日去世，享年57岁。

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的“皇太子”梦想彻底破灭。随之，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试图拉拢袁克定，邀请他担任华北伪政权的职务，但袁克定拒绝了这个提议，坚决不与日伪合作。

抗战胜利后，袁克定在颐和园安度晚年，每日以作画、写字来打发时间。一天，傅作义在颐和园游览时偶遇袁克定，经过介绍得知他是袁世凯的长子。傅作义称赞袁克定在抗战期间，面对日本伪政权的威逼利诱，坚决拒绝合作，令人敬佩。袁克定对此感到自豪，心中也为自己没有向日本投降而感到欣慰。

这一事件令傅作义对袁克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书法家张伯驹对他产生了好感。1949年，章士钊前往北京，并与张伯驹见面。交谈中，章士钊询问袁克定的近况，得知他生活困难后，便决定为其伸出援手。于是，他写信给毛主席，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袁克定帮助。

毛主席看到信后，立即做出回应：“可以给他一条出路。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元，资助他，让他去文史馆工作，保证每月有固定收入。”在毛主席的安排下，袁克定被任命为文史馆馆员，领取每月的工资以维持生计。

此外，张伯驹也自掏腰包为袁克定购买了住所，并不时给予他资助。直到1958年袁克定去世，张伯驹才停止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