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在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两个蒋军中将级别的兵团司令阵亡，另有一名“剿总”副总司令及一名兵团司令被俘。对于蒋介石而言，这几乎是历史上最重的“损失”之一。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实际上是蒋军八十万大军的实际指挥者，而刘峙不过是名副其实的“牌位将军”。抓住杜聿明，比抓住刘峙更为重要。黄百韬与邱清泉在战场上自戕或被击毙的消息，无疑让老蒋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刘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猪将”还是“福将”？显然，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并未将刘峙寄予太高期望。在“徐蚌会战”（蒋方对淮海战役的称呼）期间，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中间厅长的郭汝瑰，作为我方潜伏人员，在《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提到：“黄百韬被围后，蒋介石于11月10日上午9时半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开始意识到刘峙无法承担指挥徐州的重任，于是决定让杜聿明以副总司令的身份，全面指挥徐州方面的战斗。”

杜聿明曾是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救星”，但他不仅未能解救黄百韬，反而在战斗中被俘，而邱清泉则因其嚣张跋扈、一意孤行的性格，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邱清泉在《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一文中提到的“老长官”杜聿明，虽然未对邱清泉做出过多的批评，然而在责任上他却将一切推给了蒋介石和郭汝瑰。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则明确指出，黄百韬的死亡完全源于邱清泉的不听命令，甚至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生争吵。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回忆到：“顾祝同气得面色铁青，但邱清泉依然坚决拒绝出兵援黄。顾祝同向蒋先生报告，蒋竟决定亲自飞赴徐州，亲自指挥。飞机上，蒋命令邱清泉出兵支援，但邱依旧以徐州形势危急为由拒绝执行，蒋只得空手而返。至11月22日，黄百韬弹尽粮绝，决定自尽。”

李宗仁还详细描述了邱清泉和顾祝同的争吵过程：“邱清泉瞪大眼睛，声称：‘如果我出兵援黄，徐州出事，谁能负责！’顾祝同胸有成竹地说：‘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邱清泉反唇相讥：‘你倒是有胆量担责，你才负得了责任呢！’顾祝同怒不可遏：‘难道你要违抗参谋总长的命令？’邱清泉冷笑：‘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邱清泉的抗命不仅是在军事指挥上，甚至连顾祝同这个“参谋总长”的命令也不屑一顾。顾祝同强行越级指挥，直接下令给邱清泉，却并未获得预期效果，这与老蒋的做法颇为相似。

当时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担任副参谋长的文强（淮海战役期间被俘，1975年特赦）在《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一文中，以及在《文强口述自传》中都提到，邱清泉和李弥为了保全实力，根本不听杜聿明的命令。当黄百韬兵团难以突围的消息传来后，文强建议邱清泉抽调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趁夜迂回攻击敌军背后，形成内外夹攻之势。然而，杜聿明采纳了文强的建议，并用电话命令邱清泉执行。然而邱清泉毫不领情：“我的兵力已经消耗殆尽，再调兵力可能导致正面突破，徐州也会不保！”文强回忆：“邱清泉坚持不执行命令，李弥也因此拒绝调兵，杜聿明指挥变得无效。碾庄圩的炮火越来越急，然而，我们的部队却无力解围。第二天，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脱，告诉我们黄百韬已自杀。”

杜聿明尽管在文章中试图为邱清泉开脱，但从李宗仁和文强的记述来看，邱清泉显然没有尽力去救黄百韬。在邱清泉自作主张的行动下，黄百韬的死亡不仅使其本人失去了救援的机会，也为整个蒋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文强提到，杜聿明和邱清泉曾商议好在1948年12月6日傍晚六点实施突围，但邱清泉突然改变计划，拒绝执行突围。杜聿明无奈问：“为何不按计划执行？”邱清泉则回答：“一切由我负责，若在突围时丢掉重武器，即使回到南京，也无法交代。”邱清泉放不下自己的“坛坛罐罐”，这一决定使杜聿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最终，他们被围困在陈官庄整整一个月零五天，最后全军覆没。

当时，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和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为了迎合邱清泉的意见，纷纷不支持突围，杜聿明也在邱清泉的影响下改变了决策。邱清泉的抗命，显然在战场上没有为蒋军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拖延了整个指挥部的命运。

杜聿明多次宽容邱清泉，却最终因其无视命令，导致了黄百韬的死亡和蒋军的覆灭。邱清泉的抗命行为已经触及到军事原则的底线，最终他也因这一系列愚蠢的决定，失去了自己最后的机会。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邱清泉依然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甚至在包围圈中欲想替代杜聿明，试图成为新的指挥官。文强回忆，邱清泉曾劝杜聿明离开：“这里的责任我来承担，您的身体不好，还是回南京去，为老头子谋划长远吧。”邱清泉的行为充满了自私和权谋，完全不顾战局和战友的安危。最终，杜聿明与邱清泉的关系彻底破裂，杜也因邱的抗命和决策错误，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从整个淮海战役中的指挥体系来看，邱清泉的抗命与自私不仅让自己和其他将领陷入了困境，也将整个蒋军的失败推向了加速的命运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