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们常常被教导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五千年文化的积淀，横跨了上千年时间，堪称世界独一无二。然而，若与外国人交流，他们似乎对我们历史的长度并不完全认同。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流传的说法是中国历史大致为三千年左右。这种偏差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商朝之前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缺乏直接且确凿的历史证据来支撑，因此这一时期被认为没有确凿依据，无法算作真正的历史。怀疑的焦点正是夏朝。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传承有序的。如果按照“没有证据无法证明”的态度来看，那么在龙山文化与商代之间，确实存在一段难以解释的空白期。这个看似科学的观点，实则显得颇为挑剔。毕竟，即使没有找到证据，也无法证明这段历史上的人民没有存在过。尤其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人曾在这片大地上生活、繁衍。无论如何，单凭“没有证据”的简单推论来否定一个民族的存在，显然缺乏说服力。幸运的是，尽管连甲骨文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夏朝的存在，考古学家在周朝的文物中却找到了支持夏朝存在的证据。

正如大家所知，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按照史书的记载，夏朝应该是在尧、舜、禹的龙山文化之后，位于殷商之前的朝代。按照历史的常理来看，前朝的存在，通常可以通过后代的文物或记录找到些许痕迹。然而，商代的文物保存得并不完全，数量稀少，尚未找到明确证据证明夏朝的历史。即使在甲骨文中，也没有直接关于夏朝的记载。

现代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猜测，认为甲骨文中没有提到夏朝，是因为商代是一个新兴的政权，它可能会有意抹去前朝的痕迹。对于夏朝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原始社会，因此其存在的证据很难保存下来，尤其是当时的文化遗存非常有限，这也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符。对于这个历史难题，科学家们也颇为苦恼，因为没有具体证据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尽管史书中确实有关于它的记载。

然而，正当科学家们陷入困境时，一次偶然的发现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新思路。在后来的研究中，考古学家在西周的遗址中发现了证实夏朝存在的重要线索。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刻有铭文，详细记录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不仅间接证明了禹是夏朝的开创者，也是夏朝历史存在的证据。这个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大家不禁好奇，为什么夏朝的记载会出现在商代之后的西周文物中？

按照常理，西周应当像商代一样，尽力抹去前朝的存在痕迹。然而，西周并没有做这样的事，相反，它不仅记录了关于商代的历史，甚至还保留了夏朝的记载。那么，西周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否只是为了保持史实的完整性，便于后世考证呢？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西周的这些历史记载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其政治目的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西周推翻商朝的过程，严格来说是一个反叛的故事。在历史上，无论是商代的贵族，还是民间的百姓，对于西周的推翻行为可能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西周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来为其推翻商朝的行动正名。为了显示商朝的腐败与自己行动的正义性，西周有意将夏朝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存在，并将自己置于为夏朝复仇的正当立场上。这样一来，西周的统治便显得有了历史的根基与道义支持。

因此，在西周的历史记载中，大禹治水的伟大事迹被大肆渲染，而商朝最后一任帝王——纣王的暴政也被详细记载，如酒池肉林、炮烙蛇池等，尽显残暴。通过这种方式，西周不仅展示了夏朝的光辉，亦通过对商朝的恶劣描写，凸显了自身的正当性。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说，前朝必须是邪恶的，才能为推翻它提供充分的正当理由。而为了证明前朝的“邪恶”，往往会将其被消灭的前前朝塑造成更为伟大的形象。

然而，仅仅抬高夏朝的形象还远远不够，西周还需要证明自己与夏朝之间的联系。就像刘备在三国时期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虽然从大义上讲是正义之举，但人们更关心的是他的动机和背景。为了将夏朝的伟大形象进一步巩固，西周的统治者必须证明自己和夏朝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考古学家后来在陶寺遗址的发现中，找到了更多的线索。这座遗址位于一座名为陶寺的古代城市中，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可能与尧舜时期有关。史书记载，陶寺曾是当时的都城，但在公元1900年，遭到外族入侵并严重损毁。尤其是当时的墓葬区，不仅物品损毁严重，甚至尸体上都能发现折磨的痕迹。通过对现场的考古发现，科学家们推测，外族中存在着一支特殊的“姬姓”族群，而这个姓氏正是西周开国皇帝姬昌的先祖。也就是说，姬姓族人在大禹的领导下推翻了尧舜的统治，建立了夏朝。之后，商朝取代了夏朝，姬姓族人低调潜伏，等待商朝的衰败，并准备好在适当的时机取而代之。

对于西周推翻商朝并以夏朝复仇为名的理论，虽然仍然属于科学假设，但无论是否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西周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复兴夏朝，它的这种做法无疑满足了政治需要，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尽管西周之前的许多历史遗迹并未完全保存至今，但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书写”却成为了后世流传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