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自建立之初便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巩固统治，并展开了对周边方国的长时间征战，历时数百年之久，直到殷商灭亡的前夕，末代君王纣王依然在安阳东南的夷人地区进行军事打击。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商王出征前的占卜记录保存了大量的信息，其中羌方是被提及最多的敌对国家之一。研究表明，殷商王朝频繁征伐羌方，且每次动用的兵力都相当庞大，商王武丁甚至曾派出1.3万人的大军进行征伐，其中他的妻子妇好亲自带领部队参战，战斗规模之大、气势之强令人震惊（妇好亲自领军，带三千人，旅万人，总计一万三千人）。

尽管商朝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羌方并未完全屈服。此后的甲骨文中依然频繁出现“征羌”、“截羌”、“伐羌”等用词，显示出商朝与羌方的紧张关系。更令人意外的是，妇好去世后两百年，周武王起兵伐纣时，羌人仍愤怒地加入了反对殷商的九国联盟，这表明即使在两百年后的周朝初期，羌人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

那么，为什么商朝如此痛恨羌人？从表面看，羌人并未直接威胁到商朝的安全。首先，羌方的活动区域位于陕西关中西部及甘肃东部偏南地带，考古学者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刘家墓葬所体现的刘家文化，通常被认为是羌人的文化遗存。

据商代考古研究表明，在商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文化的范围一度扩展到陕西关中的西安和扶风一线，且逐渐向西扩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商朝逐渐退出了这一地区，这意味着羌方的领土实际上距离商朝的中心安阳相对较远，因此对商朝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并不直接。

另外，从甲骨卜辞来看，商朝征伐周边方国时，通常会有明确的军事理由，比如伐土方是因为其“数次侵扰边疆”，征蓝夷是因“蓝夷作寇”侵入商朝领土，伐东夷则是因为“东夷浸盛，迁徙至中土”。然而，针对羌方的卜辞却十分模糊，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敌对行为或威胁。相较之下，距商朝首都不到千里的蓝夷和土方，商朝均可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征伐，而位于千里之外的羌方，商朝却为了完成远征不惜派遣上万大军，这显然对商朝的后勤支持造成了极大挑战。

更为残酷的是，商朝对羌人的态度极为严苛，捉拿的羌人俘虏往往会被处以极刑，甚至用他们的生命来祭祀祖先。例如，在祭祖乙的仪式上，有记录显示商朝曾“伐羌十有五”，即杀害15名羌人，或者“断十牛，羌十人”，即用10头牛和10名羌人祭祀祖先。类似的记录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最极端的一次甚至一举杀害了多达300人。这种暴力和血腥的祭祀行为，显示出商朝对羌方的深仇大恨，几乎将其视为必须铲除的敌人。

对于商朝对羌方的仇恨，著名先秦史学者杨国勇曾提出过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在1985年出版的《夏史论丛》一书中推测，商朝与羌方的矛盾源于羌地可能有大量逃亡的夏人，这些夏人与商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情绪。此外，另一位考古学家陈梦家也曾认为，羌人与夏朝有着血缘关系，或者说夏朝灭亡后，许多夏人逃到了羌地。

这种推测并非无根据，早在春秋时期，《国语》中就提到过羌的先祖四岳曾协助夏禹治水，并被封在吕或申，赐姓姜（古羌通姜）。此后《史记》与《后汉书》也曾提到“禹出西羌”或“兴于西羌”。如果羌人确实与夏朝有着血缘联系，那么商朝不断征伐羌方的行动就可以解释为商朝对夏朝的继承人群体的报复。商朝的先祖发源于河北漳河流域，与夏朝及其附属部族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因此商汤在灭夏之后曾下令“不留余人，欲迁夏社”（一个都不放过）。

从考古发掘的二里岗文化（商王仲丁、外壬时期）西部边缘的刘家文化遗址来看，商朝与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出土的遗物显示两者之间有着文化上的交集。这些文化证据表明，尽管商朝曾多次对羌方发起征伐，但却始终未能彻底消灭这个敌人。相反，随着商朝的衰落，羌方的势力反而逐渐壮大，甚至扩展到整个关中地区。

然而，考古学家在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在殷墟四期文化（商王帝乙、帝辛时期）中，原本属于羌方的文化区域开始逐渐变为先周文化的势力范围。这一变化并非周人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因为先周文化中融入了大量羌方的文化元素，表明两者并非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融合的方式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

那么，为什么羌人会自愿放弃这片宝贵的土地？一方面，周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通过联姻等手段拉拢羌人。另一方面，羌人和周人同属夏后氏支裔，《诗经》中曾提到，周的始祖后稷的母亲即为姜姓羌人，而周先公亶父则迁至岐下并继续与羌人通婚。由于夏与商朝之间有着深刻的仇恨，羌人与周人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并在周朝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