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关于秦琼和程咬金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和《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六月四日,随同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平定李世民继位后,追封建成为息王,谥号隐,封李元吉为巢王,谥号剌。秦琼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实封七百户。”可见两人确实参与其中。
程咬金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也被加封为上柱国,这是当时极高的荣誉。《大唐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上柱国卢国公程使君墓志铭并序》记载道:“平定叛乱后,赏赐绢六千匹,骏马两匹,以及金装鞍辔、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珍贵物品,并晋封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这显示出程咬金在这场政变后的地位和待遇提升。
深入研究唐朝史料,我们会发现玄武门之变后,一批新的权贵迅速崛起,而秦琼和程咬金的处境则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尴尬与危险。他们如何在这场权力风暴中保全自己,避免被卷入更深的政治斗争,这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智慧和勇气。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两位历史名将采取的不同策略,看看谁的选择更高明,更值得后人敬佩和效仿。
在玄武门之变之前,秦琼已被封为上柱国、翼国公,而程咬金则是宿国公。唐朝的亲王如李世民和李元吉,属于正一品,拥有一万户的食邑;而国公的地位相当于郡王,属于从一品,食邑大约三千户,郡王则是五千户。不过,后来李世民削减了秦琼和程咬金的实际封地,减少了两人共计二千三百户的食邑。
程咬金虽然获得了一些珍贵物品和上柱国的称号(比正二品略低),但秦琼却没有得到额外的封赏。这并非李世民吝啬,而是因为上柱国已经是较高的荣誉,超出此等级的封号很少,只有“天策上将”这样的特殊称号,且为李世民个人专属。秦琼若要更高的封号,可能还得改姓李,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而,秦琼和李世民之间都显得颇为尴尬——赏赐无从下手,难以满足秦琼的期望。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秦琼和程咬金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和保留。他们虽然支持李世民,却坚决不愿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动手,这是一条他们不肯逾越的底线。
综合《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可以列出跟随李世民大开杀戒的功臣名单,其中包括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和李孟尝等人。观察这几位功臣的官职晋升,可见明显差异:如从二品上党县公晋封齐国公的长孙无忌,从九级爵位中的较低等级晋升潞国公的侯君集,以及没有爵位的尉迟敬德和张公谨分别晋升为吴国公和定远郡公。
连只出谋划策的杜如晦,也从最低级的建平县男晋升为蔡国公,与房玄龄同列为一等功臣。两唐书明确指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对功臣的评定中,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被视为特等功臣,房玄龄、杜如晦和侯君集为一等功臣,而秦琼和程咬金连末等功臣都算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与建成、元吉的战斗。
秦琼作为唐初的第一猛将,程咬金也远非只会几招三板斧的莽汉。倘若他们真如其他功臣般奋勇杀敌,尉迟敬德和张公谨也不会打得如此艰难,李世民更不至于几乎被李元吉所害。
从当时的局势看,秦琼和程咬金若不明确选边站队,李建成、李元吉和太子洗马魏征绝不会放过他们,秦琼是首当其冲的必杀名单人物:“建成推荐元吉北讨,多召秦王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同行,且征调秦府精兵增援。太子与元吉商议:‘兵行时,我与秦王至昆明池,伏兵伏击其壮士,以突发暴乱扬名,届时上无不信。然后再言帝位由吾等掌控,吾视尔为皇太弟,全力铲除叔宝等。’” 这段史料充分说明,建成元吉一度谋划诛杀秦琼、程咬金。
但秦琼和程咬金并未参与李世民秘密诛杀建成、元吉的核心小会,参与者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这个会议只有六人出席,明显看不到秦琼和程咬金的身影。然而在此之前,程咬金已经明确表态站在李世民一边:“每次出阵我先登锋芒,因此封宿国公。武德七年,建成忌恨我,构陷我于高祖,免我康州刺史职务。知节曾对太宗说:‘大王手臂几乎被剪除,恐难长久。我宁死不退,愿大王速自保全。’”这段话态度坚定且周全,即使传至李渊耳中,也能自圆其说,表明他是在劝说秦王自保,而非明确主张杀害太子和齐王。
从史料角度看,程咬金对形势的判断更为准确,言辞也更为丰富。武德二年秦琼投奔唐军之举,正是程咬金的建议:“世充品格狭隘,好言语诅咒,充其量不过是巫师和老妪,怎能乱世中成为主将?” 程咬金虽未直接决定秦琼是否归附唐军,只是提出看法并让秦琼做抉择,是否对建成元吉下杀手,最终还是由李世民拍板。
凡事都需把握分寸,过犹不及。程咬金的处事分寸感极强,他和秦琼站在李世民一方是不得已而为之。两人虽然是李渊封的开国公,但出征时直接隶属李世民麾下,这一身份标签难以撇清。
作为李世民玄甲军统领,秦琼和程咬金与独立领兵的李靖、李勣不同,后者“姓李”,能保持中立立场,而秦、程贴着李世民的标签,必须明确站队,但又不便直接动手。程咬金多言,秦琼则沉默,直到建成、元吉被李世民的支持者铲除后,二人才出面收拾残局。
作为李渊最信赖的名将和李世民的战场猛将,秦琼绝不会对李渊的其他儿子痛下杀手。他们等到建成、元吉都已被除掉后,才敢卸下心防。《旧唐书·列传第八》对此记载道:“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
不论史书还是小说,秦琼和程咬金这对好兄弟始终不离不弃:他们曾一同在齐郡通守张须陀麾下任职,后来一同加入瓦岗军,又一同在重伤后被王世充俘虏,最终一同投奔唐军。玄武门之变时,他们未出现在李建成、李元吉遇害现场。
李渊封的两位开国公坚守底线,三千户食邑最终减至七百户。至于十六卫大将军的称号,不过是新皇帝雨露均沾的安排,不算真正的加官进爵。
玄武门之变后,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尽享丰厚赏赐,程咬金也因此获些好处,然而秦琼却选择了请假,甚至是无限期长假。
秦琼隐退朝堂,直至贞观十二年去世,才获得了史上少有的殊荣:墓前立起石人石马。这种待遇通常只赐予皇族和立下大功者,秦琼虽非皇族,却享此殊荣,或许是李世民对他未获更多封赏的一种补偿。
秦琼“称病不朝”,而程咬金则继续南征北战,东打西杀,年近七十仍远征漠北。胜利归来时,他没有追击残敌反而大肆屠城掠财,最终因此背了处分。
秦琼的隐退和程咬金的失误显然是有意为之。曾是大唐第一悍将的秦琼,怎会无缘无故“病重”?程咬金战功显赫,家族四公,是皇室亲家,受封田地丰厚,何必为那点战利品斤斤计较?
秦叔宝有他的傲骨,程咬金有他的智慧。老程虽屡犯小错,却懂得适可而止,不追求全功,只要稳拿赏赐,这也是大智若愚。秦琼的“奇病”,他和李世民恐怕心知肚明。
根据正史和墓志铭,秦琼和程咬金确实参与了玄武门之变,但他们的参与方式和程度,远不同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功臣。于是最后的问题来了:你怎么看,秦琼的“病”与程咬金的“错”是否含有深意?程咬金的大智若愚,秦琼是学不会还是不愿学?秦琼能放弃所有立功机会,远离朝堂与战场,这背后又是否蕴藏着非凡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