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中，明代思想家李贽（李卓吾）写过一副非常著名的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副对联揭示了诸葛亮一生的谨慎与吕端（吕蒙）的稳重。诸葛亮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谨慎，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因为他接手了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蜀汉政权。此时的蜀汉正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夷陵之战的失败、刘备的去世、四方将领的死亡，导致剩下的几位能战斗的将领仅剩赵云与魏延。而“国舅”吴懿则是潜在的威胁，顾命大臣李严也并非完全可信，稍有疏忽，可能就会引发朝野动荡，蜀汉的政权随时有崩溃的危险。诸葛亮的谨慎正是对这些内外危机的深刻认识，时时刻刻都在防范可能的变故。

《三国演义》中曾虚构地描写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让马超守住西平关，并布下奇兵，每日交换，以兵力抵抗敌军。事实上，这段情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马超早在章武二年就去世了，临终时曾向刘备上过遗表，而黄忠的去世时间也更早，甚至连刘备的登基大典都未能亲自出席。虽然演义小说给了我们许多英雄化的故事，但现实中的蜀汉早已恢复了孙刘联盟，且时局变化错综复杂。

孙刘联盟在刘备去世后恢复，刘备当时答应孙权的求和，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有人认为在章武二年到三年间，蜀汉本有机会收复荆州、进攻中原，兴复汉室，为何诸葛亮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然而，熟读正史的读者知道，魏曹丕和吴孙权趁刘备去世的空档并没有展开所谓的五路伐蜀的战争。实际上，在刘备去世后，孙刘联盟的恢复已经得到确认，蜀汉的角色主要是坐山观虎斗。

孙权在刘备去世后，不仅向曹丕求援，还向刘备的继承人求和。刘备与孙权的联盟，并非出于单纯的友情，而是两方都在寻找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诸葛亮的谨慎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中提到的陆逊并非在孙吴未受到威胁时才挂帅出征，实际上在章武元年秋，刘备已经多次向东吴施加压力，给孙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陆逊虽然在历史上是东吴的名将，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在许多史料中，陈寿用“孙权字仲谋”来指代孙权，这本身就透露出一种他对孙权的轻蔑。

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刘备的尊重明显高于孙权，而诸葛亮的地位和功绩更是难以忽视。若蜀汉成功恢复汉室，陈寿无疑会在史书中大书诸葛亮和刘备的丰功伟业。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时，内忧外患不断，刘备一病重，西川的局势便开始失控。例如，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得知刘备病重，便起兵反叛，试图通过武力争夺政权。面对这种局势，诸葛亮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遣将领陈曶前去讨伐，最终取得胜利。

细读史书，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对诸葛亮的忠诚并不像对刘备那样坚定。比如彭羕、廖立、魏延、李严等人，虽然曾为蜀汉效力，但他们的忠诚度明显不如赵云。在诸葛亮到达永安后，赵云早已先行抵达，并带领军队确保了刘备的反东吴计划不至于失败。这也是为什么孙权会感到恐慌，最终选择向刘备恢复联盟，期望获得一线生机。

孙权在刘备去世后，仍然保持着对曹丕的警惕，特别是在曹丕准备发动三路进攻时，东吴的后方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刘备给陆逊写的信中也透露出他对东吴局势的深刻判断，信中提到曹军已经逼近，自己将会继续东征。其实，这封信的含义并非单纯的威胁，而是提醒东吴要注意曹丕的进攻，同时暗示自己并没有放弃对东吴的打击。

刘备的这一举动，让孙权和陆逊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布局。面对曹丕三路进军的压力，孙权选择了恢复与刘备的联盟关系，试图暂时缓解与蜀汉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应对更大的威胁：曹魏的强大。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下，诸葛亮并未选择主动进攻东吴，而是依旧保持谨慎的态度。或许他也深知，虽然当前东吴的局势看似有利，但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刘备未生病，他或许会选择在东吴后方空虚时发起第二次伐吴。但即使如此，诸葛亮的选择或许依然是谨慎的，他更倾向于在局势完全明朗之前，不轻易冒险。这也反映出诸葛亮一贯的战略风格：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方可出兵。

刘备与孙权之间的所谓“和解”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既是为了拖延时间，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准备空间。而诸葛亮在接掌权力后，虽然面对着许多外敌的威胁，但他并未被迫急于出兵。他的谨慎与冷静，让蜀汉能够在乱世中保住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