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的乱世局面，或许用诸葛亮的一句话来形容最为贴切：“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句话概括了那个时期的动荡局面。军阀割据，割地自封，各自为政，经济上的独立性也随之而来。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的税收自然没有统一标准，而在敌对势力之间，经济交换甚至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即便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蜀锦仍然畅销，而东吴和西川也从未为兵器的原料供应发愁。

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所打的不仅仅是兵刃相见，更多的是经济上的较量。事实上，诸葛亮的多次北伐战略，实际上是以攻为守的典型体现。因为一旦战火蔓延至西川，蜀汉便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也无法支撑起长期的抵抗。仔细研读三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国时期的确存在着经济战、关税战等经济手段，尤其是以刘备和孙权为代表的“西方联盟”，就像今天的某些国家一样，采用了类似的“印钞票”策略。

刘备是个热衷于战争的将领，但在战争背后，经济才是支撑一切的根本。刘备的赏赐慷慨，蜀汉的军费开销也极为庞大。蜀汉灭亡时，军民的比例竟然超过了1:10。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让刘备捉襟见肘，于是他的一位心腹，贪官之子刘巴，提出了一个“妙计”——铸造钱币。这里的“印钞票”并非字面意义，而是指当时的“铸钱”行为。刘巴向刘备建议：“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换句话说，他建议铸造大量铜钱，以解决军费和物资不足的问题。

所谓“直百钱”，指的是通过铸造一枚五铢钱的铜，铸成当时价值百倍的铜币。这个策略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法币”制度，也就是货币的流通价值和实际价值脱钩。一开始，刘备铸造的“直百钱”质量不错，重量为八铢，直径约为一寸；然而，随着铜料的短缺，刘备开始减少铸币的重量，最终在刘禅时期，这些“直百钱”的重量降到了不到半铢，几乎轻得像纸一样，大家不难想象这有多么不值一提。

在同一时期，孙权也效仿刘备的做法，铸造了重达十二铢的“大泉五百”和十六铢的“大泉当千”铜钱。古代的货币通常是“铜本位”，而铜钱的自身价值有时甚至能超过其面值。于是，许多富人就开始拿铜钱来铸造器物，这些器物的价值可能远超铜本身的价值。刘备和孙权这两位盟友的“印钞”行为，最终让东吴和西蜀的百姓大感困惑，许多文臣武将也无所适从。刘巴和张昭等少数人或许早就知道这些铜钱会被大量铸造，并事先囤积了大量铜制品。

这种大规模的铸币行动让刘备和孙权得到的“经济回报”似乎并不如他们预期。关羽和吕蒙等人收到这笔赏赐时，也肯定感到不解：刘备给关羽五千万钱，孙权给吕蒙一亿钱，可这些钱在荆州有多少人认得？这种乱发铜钱的行为，实际上像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发行法币并用其购买物资一样——以最小的成本扰乱敌人的经济体系。

确实，刘备和孙权大量发行铜钱，最初的确让曹操遭遇了不小的麻烦。建安十三年，曹操下令全国统一使用朝廷铸造的五铢钱，然而刘备和孙权却大规模回收并重新铸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采取了“毁钱炼铜”的做法，导致朝廷铜资源短缺，铸币难度加大。尽管如此，曹操并非愚钝之人，他通过一招“以铜论重”，快速破解了这一“经济战术”。曹魏只认五铢钱，其他如“直百钱”和“大泉当千”等，都不被接受。

曹操的这一政策让东吴和西蜀的商人遭遇了巨大的困境。无论他们带着多少大面额铜币进入曹魏领土，都只能进行物物交换，因为曹魏的官府只接受五铢钱。这样一来，东吴和西蜀商人进入中原后不仅无法卖出商品，还不得不在物资交换中做出让步，从而推动了中原经济的繁荣。相反，曹魏的五铢钱却在吴蜀两地得到了广泛流通，甚至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

最终，最先感受到经济压力的是孙权。由于曹操的强硬政策，孙权的钱币面值过高，但曹操不承认，使得大面额铜币陷入困境。到东吴赤乌九年（246年），孙权只好下令收回这些大面额的铜币，转而收回市场上的流通货币。

这场贸易战持续了多年，最终曹操的经济手段使得孙权无力应对，不得不从民众身上寻求更多的税收。例如，东吴还征收过“算缗”财产税，这相当于对民众财产按价值征税。而三国时期的关税，曹操并未征收，而到曹丕时期，最高也不过是10%。相对而言，中原地区在经济和人才方面的号召力显然强于东吴和西蜀。

如果把曹操视为中原代表，那么刘备可以看作西方，孙权则代表南方。西方的“乱发钞票”策略最终造成了“民有菜色”的局面，最终陷入了困境。虽然诸葛亮多次北伐，但面对日益衰弱的蜀汉，恢复的希望也愈发渺茫。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重要的经验教训：当你拥有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时，你就不需要惧怕敌人的经济战和关税战。曹操通过中原的内循环，不仅成功破解了刘备和孙权的经济攻势，还在整个战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而东吴与西蜀因为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民众支持，最终未能持续强盛，最终败给了曹魏。这些历史经验，或许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