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备受瞩目的七大正式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755名代表汇聚一堂。

七大自1938年起便开始筹备，原计划在1941年召开。然而，由于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会议不断推迟。最终，经过漫长的推迟和准备，七大会于1945年4月如期召开。此次大会的代表，正是当时党内121万党员的缩影。此次大会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齐聚一堂。大会召开前，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们早已陆续前往陕甘宁边区，但随着大会推迟，原本计划的时间表被打乱，最终755名代表才得以参加。

这755名代表被分成了八个代表团。每个代表团都有各自的团长，且这些团长大多数都是当时名声赫赫的将领。

中直与军直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富春，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当时45岁的李富春，身兼大会筹备组副秘书长，肩负着会议的会务工作，和任弼时一同负责确保大会的顺利举行。他选定了七大举办地——杨家岭的大礼堂，且亲自监督了会场的布置。考虑到延安局势复杂，为了保障大会的安全，李富春与任弼时安排警卫团加强会场及代表驻地的巡逻，甚至派出了防空部队驻守清凉山等制高点。此外，考虑到参会代表的食宿问题，李富春制定了详细的伙食计划，包括早晨的清粥小菜、每日一颗鸡蛋、四两猪肉、馒头和新鲜蔬菜等，确保代表们有足够的营养支持大会的顺利进行。虽然原定大会持续15天，但由于各代表踊跃发言，会议最终延续了50天，这也使得李富春不得不不断增加预算以满足代表的需求。

中直与军直代表团的成员阵容强大，除李富春外，还有赵毅敏、吴烈、范文澜、黄火青、张琴秋、陈伯达、刘英、胡乔木、艾思奇等56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富春的妻子蔡畅也参与了七大，并在晋察冀代表团中担任重要职务，最终夫妻二人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而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则由西北局的书记高岗担任团长。高岗时年40岁，是陕北红军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刘志丹和谢子长的继任者，高岗在党内有着极高的威望。1941年，延安开始实施“大生产运动”，而高岗则是这项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抗战期间，他组织的“大生产”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下取得了显著成果。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高岗也成为了这一过程中重要的调研者之一。高岗风度翩翩，深受解放区妇女的喜爱，他的魅力也使得他在七大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大代表团的团长。陕甘宁代表团拥有林伯渠、谭政、萧劲光、李卓然等144人。

晋绥代表团则由八路军120师的师长贺老总担任团长。贺老总虽然在抗战期间一直坚守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中，但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屡屡立下赫赫战功。例如，雁门关伏击战、冀中战斗等一系列战斗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随着战争进入后期，贺老总逐渐从一线指挥岗位上退居二线。晋绥代表团的成员阵容也相当强大，除了贺老总，还有许光达、乌兰夫、周士第等52人。会议期间，晋绥代表团的一辆大卡车成了参会的标志性景象，贺老总坐在副驾驶，其他代表站在卡车上。

晋察冀代表团的团长是彭真，他是北方局的书记，也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抗战爆发后，彭真率领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巩固了敌后抗战的重要阵地。在整风运动中，彭真作为主席的得力助手，深得主席的信任。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彭真在七大中被任命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并得到了极高的声望。晋察冀代表团的成员有罗瑞卿、邓华、萧克等126人。

而晋冀鲁豫代表团则由著名的129师师长刘伯承担任团长。刘伯承是八路军的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指挥着太行、太岳等根据地的抗战工作。随着抗战的深入，刘伯承和129师成为了抗战的重要支柱之一。晋冀鲁豫代表团的成员阵容同样不容小觑，除了刘伯承外，还有陈赓、傅钟、杨得志等106位代表。

在山东代表团中，林总担任团长，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名将，林总指挥了多个关键战役。虽然战后因为误伤事件而离开了前线，但在大后方的统战工作中，林总协助周副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代表团有64名成员，包括朱瑞、徐向前等人。

华中代表团由新四军的代军长陈毅担任团长，陈毅在抗战初期曾参与南昌起义，并且在新四军的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七大期间，陈毅再次回到延安，最终在会议中获得第22名的好成绩，成为会议的主要代表之一。华中代表团共有113人，包括韩先楚、傅秋涛等新四军的代表。

最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了大后方代表团的团长。由于大后方地域广阔且交通困难，叶剑英的代表团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后方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李涛、李克农、邓颖超等84人。

除了这八个代表团的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未能参加七大的重要将领，包括罗荣桓、黎玉、粟裕等，他们的名字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