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牛李党争，就是晚唐官僚集团的内斗。看上去是科举新贵与世家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唐朝制度的崩溃。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十多年，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经历了一场安史之乱，唐朝就像是生了一场重病，仍是那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但已经躺在了病床上，甚至还要输液治疗。

因为那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已成定局，中央就算想改变局势，也是有心而无力。

安禄山的旧部在河北自立为王，田承嗣在魏博圈地收税，李宝臣在成德养私兵……这些人没有称帝，但却是当地的土皇帝。朝廷发的圣旨到了地方，比废纸强不了多少。

不但如此，他们还会顺手牵羊，在税赋交到中央的时候，在其中抽取一部分。最初，可能只是捞点油水，可后面就越来越过分了，十成里只剩三四成，国库年年闹饥荒。

地方有节度使，中央还有宦官专权。当年，身为宦官的李辅国，就敢对着唐代宗喊：“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王守澄更是毒杀唐宪宗，拥立唐穆宗。

唐文宗想改变局势，诛杀宦官，结果“甘露之变”失败，自己还被软禁了，满朝文武被杀了上千人。

就算是东汉的宦官，也就是有权势，不至于手握中央禁卫军。但唐朝做到了，唐朝的宦官，手里攥着神策军。就连皇上的性命，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样的朝廷，哪还有半点威严？

而且，为了压制世家，提高寒门、平民地位的科举制度，也起了反作用。像牛僧孺、李宗闵这些穷小子，在高中之后，能和世家子弟平起平坐。

但是，新官僚和旧贵族之间，必然的会产生矛盾。旧贵族看不上新官僚，骂他们“出身寒微，不懂礼义”。新官僚也瞧不起旧贵族，觉得这些人“尸位素餐，全靠祖宗”

朝廷站在中间，那边也不敢得罪，只能不断的和稀泥。而结果却是矛盾越来越深，成了党争的导火索。

当年唐朝爆发的牛李之争，可比美国执政党之争强烈多了。牛党是新官僚集团，李党是旧贵族集团，二者互相攻讦，让唐朝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牛党的领袖，就是牛僧孺。早年间科举的时候，就敢写策论批评朝政。如此胆识，甚至惊动了唐宪宗，让这个士人得到了皇上的重视。

本以为，这会是个朝廷重臣，能为皇帝效力的人。可结果，他升官之后，却和李宗闵拉帮结派，搞什么“座主门生”。

嘴上喊着“科举公平”，实际上就是要拉拢新人，让官场变成自己的地盘。

你笼络人心也就罢了，好歹干点实事，也算对国家有贡献，可当他遇到藩镇闹事，他却不想着平叛，而是主张“以和为贵”。

当年王承宗叛乱，牛僧孺就来了句“打起来花钱太多，不如承认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让朝廷失去了河北的控制权。

而李党核心则是李德裕，也就是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这位是贵族公子哥，自然瞧不起平民出身的人。按照他的标准，就应当“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

虽然站在世家那边，但是相比于牛党，李党还是为国家考虑的。当年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因为看不惯吐蕃，所以就出兵，用武力收复了维州。

可在牛党上台后，确认为“守信比土地重要”，然后就把城池还了回去。唐朝将士用命打下来的土地，就让牛党拱手送人了。

两派为了争权，根本不顾国家利益，甚至皇帝的性命在他们看来，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也因此，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击败对方，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当李党执政的时候，为了打压寒门学子，就特意从《左传》、《尚书》里挑选冷僻典故。寒门学子没背景，自然也读不到这些书。就算运气好，借阅过几次，但也因为是冷僻典故，所以没有过多注意。

只有世家子弟，才会从小看这些书。所以，在他们的操纵下，世家子弟在科考上，直接碾压了寒门学子。

如果说这么做是竞争，那么李德裕的操作，就是不演了。当时，李德裕允许“五姓七望”优先录取，直接给世家弄了个捷径。

李党出手，牛党当然也得回击。在科举考试中，牛党增加了诗赋的比重。世家子弟学的是经学，在诗赋上并不占优势。

可改着改着，科举就变了，从选拔人才，变成了给牛、李二党填补新人。朝廷想要招揽有用之才，也变的难之又难。

除了在科举上下绊子，双方没事还翻旧账，找对面的黑历史，动不动就上书来个举报。

在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就翻过牛僧孺的旧账。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怎么的，他找到了牛僧孺曾经的奏折。

在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南方赋税轻，百姓安居乐业”。李德裕揪着这句话不放，硬要说牛僧孺“粉饰太平，欺骗先帝”。

而作为回应，牛党找人混进了李党的宴会，就等着这群人喝多，嘴里说出什么话来作为罪证。还真没让他们白等，李德裕侄子就来了句，“若掌兵权，定要整顿朝纲”。然后，牛党就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面前，说李党是想要谋反。

不得不说，当时的牛李党争，还真是精彩万分。双方为了打压对手，什么手段都用得上。

牛李党争争了四十多年，双方各有胜负，谁赢谁输不好说。但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输家，那这个输家只会是唐朝。

趁着党争的功夫，牛李两派都在努力的捞油水。牛党弄了个茶盐转运使，让盐价涨到一斗三百文。李党弄了个宫市，以次换好，甚至强买强卖。反正双方在搜刮民脂民膏上，那叫一个各显神通。

高官吃的满嘴流油，但底层士兵都快饿死了。都不用说边关士兵，就是长安城内的神策军，都好久没发过军饷了。

中央军队都是如此，地方军队，尤其是边关军队的待遇，那就更不用说了。要是没有节度使搜刮粮草，这群人早就造反了。

但也正是因为节度使的原因，反倒让局势变得更混乱了。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就是定局了。

而在当时，因为中央的党争，导致没人管地方。所以地方的自由度就更高了。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早就是世袭制了，主打一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完全不管中央命令，甚至中央派去的监军，都被他们弄死了好几个。

中央就算知道是他们动的手，照样不敢说话。至于原因，当然是打不过他们。本来中央就弱，现在连军饷都不发了，自然更打不过节度使了。

甚至到了唐僖宗的时候，黄巢起义军打过来，还要仰仗李克用的骑兵解围，朝廷的脸面都丢光了。

而牛党、李党都要搜刮钱财，所以弄出了好多个税赋，什么间架税、除陌钱、青苗税之类的，苛捐杂税多的是。

而在面对苛捐杂税的同时，还有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总之，百姓生活越来越困苦了。要不然，也不会爆发农民起义。

我们再说回牛李党争，唐朝当时的大多数乱局，基本都是这场党争引起的。少部分内容，是安史之乱的余波。

而这场党争，看似是新贵与旧贵的交锋，但实际上，是唐朝自身制度出了问题。没错，说的就是科举制。

本来说得好好的，科举制的存在，是为了给底层一个上升途径，好让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一切设计的很美好的制度，在实行的时候都会变味。科举制也是这样，本来是用来选拔人才的，却被牛李两党用来结党营私。

牛党靠科举拉山头，李党靠门荫保地位，科举制已经不是选拔人才的了，而是他们结党的工具。

同样，因为他们的胡搞乱搞，加上世家大族、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也让均田制彻底崩溃了。

百姓没有了田地，手中也就没了钱财，因此也就交不上税。朝廷收不上税，只能靠盐铁赚钱。可盐铁这个买卖，早就被牛李党人霸占了，朝廷根本插不进去手。

不止是均田制，还有府兵制，也一样破产了。士兵没了田地，也没有别的生计，只能继续给人当兵。于是，节度使、世家大族的私兵阵容，一下就膨胀了不少。

朝廷也拿他们没办法，私兵确实不合法，但打击不掉啊。士兵投靠他们，是因为有钱挣。但现在朝廷拿不出银子，就算打击了私兵，也没办法把他们召集到军队里。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皇权再度旁落了。早些年，是宦官专权，皇帝毫无话语权。后来，皇帝想靠牛李两党打击宦官，从而夺回大权。结果，两边都和宦官联合，共同打击起皇权了。

尤其是甘露之变以后，皇帝彻底成了摆设。牛李两党你争我夺，打得好不热闹。而宦官就在幕后看戏，坐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