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中国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目的是迅速提升工业和农业产量，但由于过度盲目追求增长目标，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后果。大跃进不仅没有带来期望中的繁荣，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和经济困境。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大跃进”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在当时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下。苏联的做法对中国有着不小的影响。1957年11月6日，恰逢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亲自访问了苏联，并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在苏联的大会上，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宣布：“我们的计划专家计算表明，在未来15年内，苏联不仅能赶超美国，甚至还会超过美国！”赫鲁晓夫的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促使他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回应道：“赫鲁晓夫同志说，苏联将在15年内赶超美国，那么我们中国也可以在15年内超越英国。最终，在我们的阵营中，苏联超越美国，中国超越英国。”

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正式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宏大目标。从此，“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迅速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人民的生活。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跃进”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在苏联，是否也有类似的“跃进”运动？它的实施是否也充满了激进和狂热呢？虽然我们不需要全面探讨苏联的“大跃进”，但通过其中一个典型领域——肉类的生产目标，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苏联具备一切条件，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要按人口计算，达到美国当前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水平。”然而，当时美国的人均肉类消费为97公斤，而苏联只有36公斤，差距明显，赫鲁晓夫决心缩短这一差距。因此，赫鲁晓夫的目标就是在短短几年内，苏联的肉类产量要翻倍赶超美国。然而，到了1958年，苏联的肉类总产量仅比1957年提高了5%，显然，结果远未达标，赫鲁晓夫急于推动更为激进的举措，甚至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提高产量的要求。

赫鲁晓夫的压力逐渐传递到地方政府，最终导致了不少地方官员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在梁赞州，书记拉里奥诺夫成为了“敢想敢干”的代表人物，他在大会上声称：到1959年，梁赞州的肉类产量将达到原计划的2.8倍，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的标准。对于这一狂言，赫鲁晓夫非常兴奋，夸奖他为“勇敢的创新者”，表示强烈支持。

那么，拉里奥诺夫如何实现这一“惊人目标”呢？他的做法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下令将梁赞州所有的牲畜——包括肉用、奶用以及畜力牲畜——全部屠宰，而后又派人去其他州疯狂收购牲畜，不惜重金购买。更为荒唐的是，梁赞州的所有行业税收都用肉类来结算，企业必须提供肉类产品来交换税务。最终，梁赞州的肉类产量在1959年竟然增长了4倍，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的要求。

这一惊人的业绩，让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特意表扬了拉里奥诺夫，称他为“英雄”，并授予他苏联最高荣誉勋章。这种虚假的成功迅速传播开来，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一时间，苏联各地掀起了一场疯狂的牲畜抢购潮，甚至连猫狗也被捕捉到宰杀。然而，这种“肉类革命”并非顺风顺水，许多地方根本完成不了目标，部分地方更是采用了数据造假的手段：一头牲畜在一个州完成统计后，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州进行重复登记，制造假象。

这种做法似乎让人觉得很熟悉。中国一些地方在“大跃进”时期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这种通过虚假数据来应付上级要求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尤其是当各级政府的精力都耗费在数据造假上时，其他领域的工作明显得不到重视，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和困境。

这些极端的手段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牲畜的被屠杀不仅给农田耕作带来了困难，也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紧接着，苏联爆发了粮食危机，物价飙升，民生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开始逐渐崩塌。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无法挽回国家的经济局势而匆忙下台，结束了自己在苏联的领导地位。

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过度追求产量、盲目决策以及虚假数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在中国的“大跃进”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教训，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灾难。

（参考资料：《百年潮》《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