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魏国相国公叔痤的健康状况已然堪忧，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急忙将一位深得他青睐的门生——商鞅推荐给魏惠王，恳求魏惠王给予商鞅更多的机会与重用。躺在病榻上的公叔痤，声音微弱却极为坚定，艰难地对魏惠王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商鞅）虽然年轻，但才智非凡，望大王将国事托付于他。”

此时的商鞅年仅三十岁，已在公叔痤身边工作了四年，凭借出色的能力，深得公叔痤的赏识。魏惠王听闻公叔痤的推荐时，心中充满了疑惑，因为他此前从未听说过商鞅，甚至对他一无所知。更令魏惠王感到不解的是，公叔痤还特别强调，魏惠王应该“举国而听”，让商鞅主事。魏惠王心中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轻蔑，甚至根本不想见商鞅一面。面对公叔痤一再的恳求，魏惠王的耐心逐渐耗尽，他显得颇为不耐，准备起身离开。

然而，在魏惠王欲离去之际，公叔痤的声音再次响起，他急切地说道：“大王，若不重用商鞅，那么就应将他除掉，绝不能让他流落他国。否则，他必将成为魏国的祸根！” 魏惠王不以为意，只是随便应承了几句，然后匆匆离开。此时，魏惠王心里可能在想：“公叔痤病得不轻，商鞅虽年轻无为，又有何可怕之处，干嘛要如此大动干戈。”

从魏惠王敷衍的眼神中，公叔痤看出魏国已经没有救药的希望，而他深知商鞅的潜力。于是，他急忙派人召来商鞅，将与魏惠王的对话详细告知商鞅，并且劝他赶紧逃离魏国，免得被魏惠王设计加害。然而，商鞅淡然回应：“既然魏惠王不认为我有才，那他不会害我，我不必逃走。”

商鞅的话，几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果然不久后，公叔痤因病去世，商鞅失去了唯一的靠山。但令人惊讶的是，魏惠王并未对商鞅下手，似乎并没有意图杀害他。此时，秦国迎来了年仅二十一岁的新国君——秦孝公，整个局势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这时，周天子的权力逐渐削弱，诸侯国之间频繁争战，强者不断吞并弱者。而秦国的处境尤其严峻，远离中原的秦国被周围六国视作蛮夷。更为严峻的是，魏国经过“吴起变法”后，已经在河西地区布置了强大的军队，威胁到秦国的安全。秦孝公深感危机四伏，急需招募能为国家变法出谋划策的人才。于是，他发布了紧急的“求贤令”，表示愿意分割领土，招募任何能帮助秦国强大的能人。

这道求贤令传到了商鞅的耳中，商鞅顿时激动万分，他意识到自己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于是，商鞅果断决定离开魏国，前往秦国寻找机会。

商鞅来到秦国后，由于他尚无显赫的成就，直接见到秦孝公的机会并不多。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秦孝公的亲信景监。在景监的帮助下，商鞅终于获得了与秦孝公会面的机会。面对秦孝公，商鞅并未直接提及自己擅长的法家思想，而是用“五帝之道”的说辞劝谏他，提出应以“德治国”，学习古代贤王的治国之道。

然而，秦孝公听得面无表情，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很快便打发商鞅离开。商鞅离开后，秦孝公愤怒地责备景监：“你推荐的人是怎么回事，商鞅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浪费了我的时间！”然而，景监深知商鞅的才能，他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人才，经过几天的说服，秦孝公终于同意再次接见商鞅。

这一次，商鞅依然没有直接提出“法家治国”的主张，而是继续以“王道”来劝谏秦孝公，推崇“仁政”和“停止战争”。商鞅看着秦孝公的反应，心中有了打算。事实上，他是在故意考验秦孝公，试探这位年轻国君是否具备值得他投身的领导力。这一系列的言辞，实际上是商鞅为第三次会面铺垫，真正的计划还在后头。

第三次会面时，商鞅终于摒弃了所有顾虑，直接提出了他自己的治国理念——以“霸道和法治”来治理国家。听到这一点，秦孝公眼睛一亮，立刻意识到商鞅的才能，最终决定重用他，赋予他变法的重任。商鞅所倡导的法家思想，正是秦孝公所需要的强国之策。

不过，商鞅虽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变法会一帆风顺。许多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王公贵族，纷纷站出来反对商鞅的变法，因为这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商鞅的变法对贵族特权的削弱，使得许多权贵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尽管如此，秦孝公始终坚定支持商鞅，认为变法是唯一能够救秦国的希望。

商鞅变法的第一步，就是从农业入手，推行新田制，废除了长期沿用的井田制。井田制的弊端在于，百姓只得私田的收成，而公田的收成全归贵族。商鞅通过新田制实行土地私有，按土地质量和大小征税，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商鞅还规定了严格的法律，严打工商业，迫使百姓转向农业生产，确保秦国的粮食供应。

此外，商鞅还实施了“军功授爵制”，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改为根据军功授予土地和爵位。那些不参与战斗的贵族，将失去其特权，甚至被剥夺土地。这一系列改革彻底触动了贵族的利益，成为他们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