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历史人物，其性格与一生堪称复杂而多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评价。他的个性与行动引发了人们长久的争议，不少人都困惑于“张学良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然而这一谜题至今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张学良一生跨越了百年，但他实际参与政治的时间仅仅短短八年。在这段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多个重大历史转折，并且做出了许多令历史为之侧目的决策。从果断投降到东北，再到调停中原大战，他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在突破常规，挑战常理——比如辞去职务、发起“剿共”，或是在临潼押送蒋中正等一系列反常举动。

有人指责张学良，认为他是“花花公子”，是“民族叛徒”，甚至认为他应背负千古之罪；而也有不少人对他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视他为“爱国少帅”与“民族英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使得张学良的历史形象变得愈发复杂与争议重重。

晚年的张学良曾有过回乡的想法。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归属的梦想。他曾引用一句诗来表达心情：“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这句话透露了他对于故土的思念。而当时中国政府也对他回国的想法表示了欢迎。邓颖超曾四次代表邓小平亲自写信邀请张学良回国，或是扫墓、或是省亲、或是游览，甚至希望他能够定居。

然而，张学良的回应却只有简短的七个字：“无奈，不得已也”。这七个字充满了无尽的失落和无奈。

从1979年底开始，邓颖超便肩负起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在她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在八十年代积极开展了对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她的爱国情怀深沉，始终关注祖国统一的事业。她意识到，这项工作需要长期的战略眼光和极大的耐心，需要党内外共同努力。

邓颖超从未停止过对台工作的推进，她通过《瞭望》杂志等平台，积极促成两岸三地的沟通与交流，推进了一条名为“统一战线”的桥梁，增强了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与祖国的联系。她总是强调，工作不仅仅是做“事”，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工作。只有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因地制宜地展开行动，只有真正关心他人的切身利益，才能激发他们对故土、对祖国的热情。

比如，邓颖超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给当时居住在台湾的张学良写信的工作。她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也因为和张学良有着深厚的交情，尤其是在她和周恩来的关系下，她深知张学良的心情。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关系源远流长，二人有着深厚的私人感情。即便是在周恩来临终前，他仍关心张学良的健康，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为张学良提供帮助。1975年，周恩来去世时，临终时曾特别叮嘱：“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而张学良也始终未忘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去世时，张学良因被秘密幽禁无法亲自送别这位亲友，但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一直没有减退。80年代末，张学良提起周恩来时，言语中充满敬意，称其为自己最为欣赏的政治家，是他的好朋友。

张学良被秘密软禁在台湾期间，周恩来不仅通过其他渠道为他送去关怀，还通过信件为他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慰藉。那封信上仅仅写了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简短的文字给了张学良莫大的安慰，使得他在艰难的日子里不至于完全失去希望。

为了把这些信件送到张学良手中，周恩来还想尽办法，最终找到了“朱五”小姐，通过她将信送到了张学良手中。尽管信件有些晚到，但张学良仍然从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周恩来本人的关怀。

到了1990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在台湾举行了90岁寿宴。邓颖超在这一年发去了贺电，这是她第一次正式邀请张学良回国。贺电中，邓颖超以亲切的“汉卿先生”称呼张学良，回忆起周恩来对他的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他贡献的高度认可与感激。她还在信中表达了期待“再度聚首”的愿望。

张学良听到邓颖超的贺电后，深受感动。寿宴之后，他与王冀谈起了许多往事，甚至提到希望能够回大陆一趟。这也是张学良“归乡”之情的再度激发。

在1991年，邓颖超再一次通过私人信件表达了对张学良的邀请。这封信写得非常真诚，清楚表达了中央政府的期待与热切盼望。这次信件是由吕正操亲自送到张学良手中的。吕正操是张学良的旧部，也是他在西安事变时的直接参与者。信件的内容承载着邓颖超以及邓小平对张学良的深情厚意。

张学良收到这封信后深感动容，甚至将它放在胸前小心珍藏。他回复邓颖超的信时，字里行间透出他对于回家的渴望，同时又因担心政治复杂性而有所犹豫。他写道：“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张学良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回归故土的愿望。即使在李登辉的压力下，他仍然不放弃努力尝试，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直到1991年年底，他才知道，这些来自大陆的邀请函未能成功送到台湾，甚至被李登辉的政府拦截。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学良深感无奈与失望。最终，他选择了离开台湾，申请前往美国。此后的日子里，他在美国度过了余生，始终未能踏上祖国的土地，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张学良的心愿也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