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中央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源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被历史定名为“宁都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许多主张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主义”，他也因此被撤掉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且丧失了军事指挥的权力。毛主席开始被孤立，身边的许多人都受到压力，渐渐疏远了他。连平时最常见的拜访，大家也都避而远之。毛主席感到深深的孤单，他曾无奈地说道：“宁都会议后，没人理我了，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了。”

然而，还是有少数同志在这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敢于接触毛主席，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于1931年8月从上海随临时中央转移至江西苏区，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当时他与毛主席并无直接交集，反而是与一些标榜自己为“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走得较近，因为邓小平曾在法国和苏联留学，受到了西方的教育。按理说，他应该与王明、博古等人更加亲近。

然而，邓小平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深入思考后，他逐渐意识到毛主席的战略才是正确的，于是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领导。这一立场让他遭遇了严重的打压，被打上“毛派分子”的标签，并被迫流放到一个偏远的村庄进行劳动改造。

邓小平的遭遇并未被他的一位老同学王稼祥忽视。王稼祥与邓小平有着相似的背景，也曾推崇过苏联的模式，但他很快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并在宁都会议时成为少数支持毛主席的声音之一。由于王稼祥的高职和影响力，博古并未敢对他采取过激行动。

当时，王稼祥还担任《红星报》的主编，为了帮助邓小平，他提出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请邓小平回到报社协助工作。博古只能勉强同意。邓小平在法国时便学会了许多与办报相关的技能，包括撰写新闻、社论以及版面设计等，所以他很快适应了这个工作。

《红星报》虽名为报社，实际上人员极其简陋，邓小平一个人几乎要承担所有的工作。从向中央领导约稿到收集新闻素材，他无一不亲力亲为。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红军和革命群众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积极发展通讯员网络，他从红军战士和群众中招募了许多通讯员，鼓励他们撰写新闻。

每当有重大战斗胜利后，这些“既拿枪又拿笔”的红军通讯员便迅速撰写战报，及时送往报社。这样，《红星报》很快就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军中和基层群众中，发行量也突破了1.7万份。这一发行量看似不大，但当时的文化程度较低，许多人只能通过听别人读报来了解消息，因此每一份报纸的影响力都远超如今。

然而，邓小平认为仅仅报道这些新闻快讯还远远不够，他希望《红星报》能向广大读者传递正确的思想，于是他决定向毛主席约稿。

毛主席得知邓小平的请求后，心情复杂。喜的是在这个艰难时刻还有人愿意与他合作，忧的是自己的处境过于艰难，可能会给邓小平带来麻烦。毛主席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就像扔进粪坑的菩萨，臭得很，我写的东西和上面的不一样，你不怕担罪名吗？”邓小平则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只要敢写，我就敢发，没什么可怕的。”

于是，毛主席写下了那篇至今广为流传的文章——《吉安的占领》。

吉安是红军突破的第一个重要城市，攻克吉安的过程异常艰辛，经历了九次激烈的战斗，也深刻体现了左倾错误路线与毛主席正确战略的激烈碰撞。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用生动而幽默的语言阐述了游击战的精髓，包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等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同时也详细阐述了红军为何适合打游击战的深层原因。

这篇文章一经刊登，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红军指战员纷纷赞赏其中关于游击战的理论，毛主席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为他日后重新回归领导岗位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邓小平》《胜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重要会议》《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