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0年6月4日，位于北周都城长安的隋国公杨坚的家里，突然造访了几位不请自来的贵客，他们是周静帝身边的宠臣，御正下大夫刘昉和内史上大夫郑译为首。看到这些人的身份显赫，仆人赶紧跑进屋里向隋国公杨坚汇报。杨坚此时正因患有严重的足疾，听闻有贵客来访，他立即起身前往门口迎接，并将他们请进屋内。

当刘昉和郑译步入房间后，他们没有多做寒暄，直接命令随行的其他人退出，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杨坚说：“太上皇宇文赟刚才召见了我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想向我们两人托付后事，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看来他临终的时日已不远。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进宫掌控大局。”听到此话，杨坚愣住了。刘昉和郑译的言辞明显是鼓动他发动政变，借机从“外孙”周静帝手中夺取北周的政权。

北周政权身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那时中国政权极其不稳定，动荡不安，政变几乎成为常态。每当政变发生时，很多王公大臣经常是早上出门，晚上不一定能安然回家。在这种环境下，朝廷的官员们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断寻找自己的后路。杨坚，作为东汉汉安帝时期太尉杨震的后裔，凭借父亲杨忠的战功及自身的才干，在北周的仕途上步步高升。

早在周武帝宇文邕执政时，有人曾提醒他：“杨坚的面相有反叛之兆。”周武帝深感忧虑，反复思考是否该铲除杨坚，最终决定既不杀也不委以重任。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北周政权最终被杨坚推翻。

唐代史学家魏征在《隋书·高祖纪上》中写道：“（隋）高祖甚惧，深自晦匿。”意思是杨坚极为善于隐藏自己的野心，他常以一双敏锐的眼睛洞察时局，因此养成了成熟稳重的性格，也变得猜忌多疑。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周武帝率五路大军出征突厥，不幸染病，返回长安途中病情加重，最终暴毙。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赟继位，史称周宣帝。

周宣帝继位后不久，册封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皇后，杨坚晋升为隋国公，并兼任上柱国和大司马。然而，随着周宣帝的即位，大臣们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四面楚歌。周宣帝以暴君著称，不仅埋怨父亲死得太迟，还沉迷于酒色，甚至将父亲的所有妃嫔召集，挑选自己喜爱的纳入后宫。与此同时，他滥施刑罚，甚至杀害了自己的皇叔齐王宇文宪，使得北周国力不断衰退。

周宣帝不仅淫乱成性，还暴虐无度。任何他不喜的官员，都可能被拉出去殴打，所谓的“廷杖制度”便是他所创。面对日益加剧的暴政，杨坚意识到自己必须为自身保全找出路，于是找到了当时的内史上大夫郑译，悄悄请求他帮助寻求外地的任职机会，想通过离开长安来避祸。

随着北周与南陈的战事紧张，周宣帝计划让郑译出征，郑译趁机建议将隋国公杨坚派往扬州总管，以监督前线的战事。周宣帝认为此建议有理，便下诏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与郑译一道出征。杨坚激动不已，准备整理装备，然而在出征前，他的足疾再次发作，导致这一机会泡汤，继续留在长安养病。

公元579年，周宣帝因荒淫无道将皇位传给年仅七岁的长子宇文阐，史称周静帝，但实权依旧掌握在周宣帝手中。杨坚对此深感不安，时刻想着逃离长安。直到公元580年6月4日，刘昉和郑译找到了他，并提议他领导政变，夺取北周的政权。这一消息出乎杨坚的意料，使他一时难以做出决断。

经过一番犹豫，杨坚最终答应了刘昉和郑译的提议，决定参与这场政变。随即，杨坚以“侍疾”为名进入皇宫，与参与政变的刘昉、郑译等人会面。政变计划是待周宣帝驾崩后，借假传诏书的方式，由杨坚统领北周军队。然而，杨坚内心充满动摇，他觉得这种政变计划过于草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御饰大夫柳裘劝道：“这样的机会难得，若错过，恐会带来灾难。”

与此同时，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也通过信使鼓励丈夫抓住这个机会。受到她的支持，杨坚最终下定决心，参与了这场政治博弈。刘昉和郑译迅速草拟了一份周宣帝的“遗诏”，宣布由杨坚接管朝政与军队。虽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识破了这一伪诏，并拒绝签字，但刘昉便代替他签署了文件。

6月22日，周宣帝因纵欲过度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去世。随即，刘昉和郑译宣布杨坚接管政权，开始实施政变。然而，颜之仪联合部分宦官试图扶持北周宗室的大将军宇文仲辅佐政权，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杨坚和刘昉迅速采取行动，将宇文仲逮捕入狱。最终，杨坚通过东宫作为政变指挥中心，强力逼迫大臣们接受新的领导。

杨坚发动的这场政变，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其过程中的偶然成分和运气成分也不容忽视。许多大臣并非出于忠诚，而是为了保命才不得不屈服。最终，经过一年的斗争，杨坚于公元581年成功篡位，北周政权灭亡，隋朝宣告建立。

隋文帝杨坚的崛起，犹如梦境般迅速，尤其是在完成宫廷政变后，他从“外孙”手中夺得北周江山，成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然而，杨坚自登基后，心性多疑，猜忌心重，这一性格也在后来的统治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