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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这十年间，蒋介石虽然不断尝试剿灭共产党，但不但未能彻底根除，反而我党的力量愈发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展。

那么，红色政权究竟是怎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萌芽？又是如何逐渐成为广大百姓的共同选择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多次重要会议上深刻反省自身。总结认为，党的领导上犯下了严重错误，未能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更未能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核心作用。

在“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上，党内持续聚焦反思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更是结合实际，犀利地提出共产党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风云变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但不少国民党内部成员视此举为彻头彻尾的背叛，认为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于是，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批评派，他们坚持维护孙中山的信条，反对蒋介石的统治，甚至将南京政府视为旧势力的代表和根源。

尽管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关系陷入长期对立，但各党内部却展开了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这也是一种向内求变的过程。

其实，早在1926年12月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当时的党中央主席陈独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发展，陈独秀却认为过于激烈的农民运动可能妨碍大革命的推进，破坏统一战线的稳定。

然而毛泽东对此持不同意见，会议上双方观点激烈交锋，形成上下级之间的碰撞。毛泽东还特别提醒陈独秀，他已意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即使只有一排兵，也比毫无武装强。”

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便毅然离场，决定前往湘南亲自考察农民运动的实际进展，用事实证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不可或缺的意义。

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空谈只会误国，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摸索出真正的真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开始逐渐认识到农民革命和武装政权的关键作用，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思想。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起义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政策，极大激发了士兵们的积极性和战斗热情。

随后10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准备在这片山区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带领一部分士兵，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军第四军。

到了12月，彭德怀率队也顺利抵达井冈山，正式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1927年至1930年间，工农革命第四军一直活跃在湘赣边界。正如俗话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我党吸纳了大量优秀党员，为革命积蓄了生力军。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井冈山的军民生活异常艰苦。面对粮食短缺，军民们沿着崎岖的挑粮小路，肩挑扁担，一袋袋粮食从宁冈搬运上山。

衣物不足时，大家自制草鞋，缝补破旧衣服，从不喊苦；没有床铺，便睡在破旧的门板上，身披稻草抵御刺骨的寒风和大雪，安然入睡。

这份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稳固的根基。虽然物质匮乏，但每个人都怀揣坚定的理想信念，因此心态依然乐观。

甚至有不少因无法忍受国民党内部腐败而失望的国民党党员，慕名来到井冈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于是，我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尽管蒋介石多次发动围剿，但我党通过灵活的游击战术巧妙应对，没有遭受致命打击。

红色政权在井冈山开始生根发芽，中国也逐步走上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些事实蒋介石并不了解，他只是粗略地根据兵力估计共产党的实力，未能意识到我党革命力量的深厚根基。那么我党又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呢？

蒋介石一生被“剿共难”困扰，那红色政权是如何扎根的？无数共产党先辈付出了哪些努力？

除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发动农民运动外，在井冈山期间，我党始终坚持以群众为本，维护百姓的根本利益。

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运动，并按人口分配土地，为后续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党深知群众是革命的根基。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占据绝大多数，且长期被地主豪绅剥削压迫。

无论是封建皇朝，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未真正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长期被当作社会最底层的牺牲品。

唯有打倒土豪，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才能让农民真正翻身做主人，心甘情愿地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队伍。

在井冈山，党内各级干部深入群众，时刻关心他们的感受。党内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有所得归公，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同时，我党积极支援当地贫困户，极大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重要文献，指引革命前进方向。

除了井冈山广大的农民群众外，远在北京的学生也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全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受重创，但北大等高校党组织却逆势增长。李大钊被迫害激起学生愤怒，许多学生纷纷加入共产党。

当时奉系军阀严厉打压学生运动，禁止学生参与政治，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国民党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监控，学生运动面临巨大阻力。

直到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民族矛盾迅速成为社会主要矛盾。10月，我党发布《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消息一出，北平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许多青年学生如获至宝，宿舍内热烈讨论时局。

北大的学生尤其激动，学校张贴《八一宣言》后，许多人纷纷观看，有的甚至喜极而泣，找到了救国的方向。

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也传到了北大，学生们每天关注相关报道，将共产党视为挽救民族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悄然酝酿。

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北平城内日本势力肆虐，欺压国人。

眼见此情此景，许多北大学生无法忍受国民党虚伪的口头抗日政策，且对其行动迟缓失望至极，已不抱任何幻想。

国民党还在各高校布置大量暗探，严密监视学生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与共产党有联系，便迅速上报公安，令学生们彻底看清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

反而共产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只有靠共产党才能抗日救国。

接下来，这批学生将如何行动？我党又是如何凭借赢得民心，快速发展壮大的呢？

“四一二政变”后，尽管共产党人数不断增加，蒋介石剿共依然困难重重。

面对日寇侵略，国民党却推行不抵抗政策，那么北大的爱国学生们又会如何反应？

1935年11月8日，在我党组织下，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秘密成立。虽北大学生不能正式加入地下学联，但不少人以其他名义参与其中。

12月9日，地下学联组织学生上街，抗议华北自治，游行示威很快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全国各地掀起罢课和示威的浪潮。

国民党诬陷学生被共产党煽动，意图为暴力镇压找借口。

国民党随后采取多种镇压措施，但反而激发更多学生加入抗争。

共产党多次明确指出，只有凝聚全民力量，才能突破卖国贼阻挠，有效抗击日寇。

为扩大影响，中共北平市委发动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思想，徒步向南京进发，向蒋介石施压。

虽然未能抵达南京，这批学生沿途宣传日寇罪行，演讲激励农民抗日。

农民们在宣传下逐渐觉醒，许多表示“若日本人来，就誓死抵抗！”

随着学生宣传区域扩大，百姓抗日意愿高涨。途中学生不仅宣传思想，还需躲避国民党军警追捕，锻炼了斗争能力。

此行也促进了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提升农民的国家危机意识，同时让学生了解社会真实状况。

这次运动被称为“一二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一批批学生走上爱国前线，也锻炼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

此后全国爆发多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多用逮捕镇压，但暴力反而激起更大愤怒，局势一度险恶。

国民党还多次取缔学生会以控制运动，但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达成重新选举。

新当选学生会成员仍多为共产党支持者，显示国民党已失民心。

同时，党内也在反思与改进。刘少奇同志曾批评早期学生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指出这些容易将中立者推向敌对阵营。

后期学生运动转向“不游行、不罢课、自由参加”原则，更多原本犹豫的学生加入，成为北大学生运动转型的良好开端。

这说明随着革命发展，我党不断调整策略，灵活应变，正是这种因时制宜的作风，使共产党深得民心，而始终不变的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虽然在1927至1937年间，国民党持续发动多次围剿，除了第五次围剿外，我军几乎未遭受重大损失。

相反，我党的队伍一边作战一边壮大，越来越多群众选择支持共产党。

这一切，源于我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坚定维护群众利益。

此外，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迅速调整战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极大增强了党的实力，真正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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