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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镇自设置以来,除了特殊时期,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担任节度使时与中央政治关系非常紧张外,其余时期都与唐中央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节度使的任命大都出自朝命,这与其他藩镇包括近敬藩镇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
自从河中镇设立以来,除了一些特殊阶段,例如仆固怀恩和李怀光担任节度使期间,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之外,河中镇与唐朝中央一直维持着较为紧密的政治联系。该镇的节度使大多由朝廷直接任命,这一点与其他一些藩镇,尤其是临近的近敬藩镇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出中央对河中镇更为重视和控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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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河中的有效控制
由于河中镇属于近敬藩镇,唐中央对其节度使的任命十分重视,大都选择对朝廷的忠顺之臣充任,以达到了对河中镇有效的控制。
作为属于近敬藩镇的一个重要藩镇,唐朝中央对河中镇节度使的选拔极为慎重,通常会挑选那些忠诚于朝廷、政治立场坚定的官员担任此职。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成功实现了对河中镇的有效掌控,确保了该地区不会轻易脱离中央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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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镇前期与中央关系
河中自乾元元年设置藩镇以来,共有十八位节度使或观察使。这十八人中属于武臣身份的八人,占44%,文臣占56%,文臣占多数。从唐代诸镇节帅的情况看,文臣一般对朝廷比较恭顺,极少有举兵对抗朝廷的情况发生。即使这44%的武臣,除了李怀光等外,绝大部分都对朝廷是恭顺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唐中央与河中镇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唐廷也实现了对此镇的有效控制。
自乾元元年设立河中镇以来,先后共有十八位节度使或观察使担任过该地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在这十八人中,武将身份者占据八人,约占44%,而文官则占据56%,人数稍多。从整体唐代藩镇节度使的情况来看,文官通常对中央极为恭敬,很少出现起兵反叛的情况。即便是这44%的武将,除了李怀光等极个别例外,大多数同样保持对中央的忠诚与顺从。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河中镇与唐中央的关系持续紧密,中央能够稳固地掌控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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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广德二年唐廷一度废去了河中镇的建置,河中地区在这一段时期虽然不设节度使,但是郭子仪仍可以副元帅、河中尹的名义节制这一地区,河中的具体行政事务却由河中少尹或朔方节度副使负责。担任这些官职人员现能考知的有严郧、赵惠伯、王栩以及李良金等人,其中李良金为朔方节度副使的幕职官,掌管河中营田之务,营田事务归朔方节度副使掌管,李良金只是代其长官掌具体事务而己。
在广德二年时,唐朝曾一度撤销河中镇的藩镇建置。虽然这一时期河中不再设立节度使,但郭子仪依然以副元帅及河中尹的身份,对该地区行使军政指挥权。至于具体的行政事务,则由河中少尹或朔方节度副使负责管理。根据现存史料,担任这些职务的人物包括严郧、赵惠伯、王栩以及李良金。特别是李良金,他作为朔方节度副使的幕僚官员,专门掌管河中的营田事务,虽然营田的总体管理属于朔方节度副使的职责,但李良金实际上是代行长官之职,具体处理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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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己经提到郭子仪率领将士垦田种粮之事,结合这些记载可以断定唐廷在军事形势紧急的情况下,把河中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在和平时期则作为粮食军资基地,以保证京师及近轰诸军的后勤供给,在这一时期的河中少尹,也不尽是朔方军系统的人,如王栩就与其无任何牵连,是从容管经略使直接调任河中的。
前文曾提及郭子仪带领军队垦荒种田的记录,这些史料佐证了唐朝在军事紧张时将河中镇作为重要的战略防御要地,而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则将其视作重要的粮食和军需物资生产基地。这样做的目的是保障京师以及邻近战区的军队能够得到稳定的后勤支援。值得注意的是,担任河中少尹的人选并非全部出自朔方军系统。例如王栩就与朔方军无任何关联,他是直接由中央的容管经略使调派至河中,显示出中央对地方人事的灵活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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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恢复河中镇节度使之置后,在李光弼之后,即调李国贞任河中节度使,后来又把神策军系统的将领李昇任命为河中节度使,以及赵批、王玛、崔寓、萧华、王昂、杜亚、李承、李齐运、唐朝臣等人,均非朔方军系统之人。在分析河中镇前期的这些节帅人选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军事形势紧张之时,其节帅往往多用武臣,甚至为朔方军系统的将领,军事形势和缓时期则多用文人或朔方军系统以外之人。
在唐廷重新设立河中镇节度使职位后,继李光弼之后,李国贞被调任为河中节度使。随后,神策军体系中的名将李昇也曾担任该职务。除此之外,赵批、王玛、崔寓、萧华、王昂、杜亚、李承、李齐运及唐朝臣等多位节度使,也都非朔方军出身。分析河中镇早期节度使的任命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规律:当军事形势紧迫时,中央倾向派遣经验丰富的武将,尤其是朔方军的将领;而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则更多选择文官或非朔方军的官员担任,以维持地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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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现象,在这一段时期内,凡河中发生的兵乱无一不与朔方军有关系,李国贞的被杀自不待言,王翔曾任过河中留后,这位凌正就是朔方军的军官,反映了朔方军人对其系统之外官员的排斥态度。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凡是发生在河中的兵变,几乎无一例外都与朔方军有牵连。例如李国贞被杀事件,以及曾任河中留后的王翔,后者便是朔方军的成员。这反映出朔方军内部对外来或非本系统官员的强烈排斥心理,表现出他们试图维护自身势力范围的态度,导致地方治理中时有冲突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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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河中镇与唐中央的政治关系基本维持着正常的状态,尽管出现过仆固怀恩与李怀光之叛,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唐中央对功臣的猜忌所导致的后果,责任并不完全出在地方藩镇这一方。在唐代宗时期幸赖有郭子仪这样的忠顺之臣,才化险为夷;在唐德宗统治前期,幸有李昇等神策军系统的将领全力平叛,才使朱批、李怀光叛乱得以平定,使唐廷转危为安。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河中镇与中央的政治联系保持较为正常,尽管曾发生仆固怀恩与李怀光的叛乱事件,但这主要源于中央对功臣的猜忌与不信任,而非单纯地方藩镇的反叛。在唐代宗统治时期,幸亏有郭子仪这样的忠诚将领及时稳定局势,化解危机;而在唐德宗初年,依靠李昇等神策军将领的全力镇压,才使朱批与李怀光的叛乱被平息,确保了朝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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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皇帝对功臣的猜忌,并不完全以地方藩帅或禁军将领为界,试看李昇立有如此大功,又在对吐蕃的战争建立奇勋,同样也受到猜忌。因此,在分析河中镇与中央的关系时,唐中央对待地方藩镇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仅从地方藩帅的对中央态度入手。
实际上,皇帝对功臣的猜忌不限于地方藩镇的节度使或禁军将领。以李昇为例,他功勋卓著,曾在对吐蕃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却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朝廷的疑虑。因此,在分析河中镇与中央关系时,不能只关注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态度,更要重视中央自身对地方藩镇的态度和政策,这才是理解两者关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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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瑊主政时期与中央的关系
其实朔方军在灵州还有一部分军队。自此以后,朔方军的概念,就仅指原来灵州的那一部分了。这表明朝廷限制、削减朔方军的目的己经达到,虽然这期间引发了诸多矛盾和战乱,但对中后期的唐廷而言,他们宁愿损失朔方军,也不允许它威胁到自己。这是肃、代、德三朝有关朔方军的基本政策。故浑瑊任节度使时的河中,已经是独立的方镇,与朔方军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他本人也出身于朔方军。
事实上,朔方军在灵州仍保留了一部分兵力。从此以后,朔方军的概念逐渐缩小,仅指灵州那部分兵力。此举显示出朝廷限制和削弱朔方军的政策初见成效。尽管这一政策引发了不少矛盾和冲突,但中后期的唐朝更倾向于牺牲朔方军的力量,也绝不允许其威胁中央的权威。肃宗、代宗、德宗三代对朔方军采取了这样的基本方针。因此,浑瑊担任河中节度使时,河中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藩镇,与朔方军的联系不再紧密,尽管浑瑊本人出身朔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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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瑊的先祖属于铁勒族浑部,为铁勒九姓浑部酋长,其父亲浑释之和浑瑊都是在朔方军服役且多立战功。天宝五载,浑瑊十一岁时,就随父从军,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平定安史之乱当首推郭子仪和李光弼,而身为郭子仪手下重要将领的浑瑊同样是功不可没。浑瑊自兴元元年开始担任河中节度使一职,一直到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蓖于河中节度使职位上,时间长达十六年。
浑瑊的祖先来自铁勒族浑部,是铁勒九姓之一的部落首领。他的父亲浑释之与浑瑊本人均在朔方军服役期间屡立战功。天宝五年,年仅十一岁的浑瑊便随父亲上阵,逐渐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中,郭子仪和李光弼居首,而作为郭子仪重要将领的浑瑊,也功绩显著。自兴元元年起,浑瑊开始担任河中节度使,直至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足足执掌该职达十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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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瑊被委任为河中节度使时,李怀光之叛尚未平定,所以当有人提出赦免李怀光之罪时,李昇坚决反对,其所提出的五不可之一,也就是说赦免了李怀光,新任的河中节度使浑瑊就无法安置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浑瑊与马隧并肩战斗,终于于贞元元年八月平定了此次叛乱,也就是说从此时起浑瑊才算正式就任于河中了。
浑瑊受命出任河中节度使时,李怀光的叛乱尚未彻底平息。面对有人主张赦免李怀光的罪责,李昇坚决反对,他列举了“不可赦免”的五项理由之一,明确表示若赦免李怀光,新任节度使浑瑊将难以立足。于是,浑瑊与马隧并肩作战,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在贞元元年八月彻底平定了叛乱。从这一刻起,浑瑊才算是真正稳固地掌握了河中镇的节度使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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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瑊虽为少数族人,然对朝廷颇为忠顺,与唐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唯朝命为重。浑瑊虽在河中,一旦边地有警,遂率军前去抵御,这一点与郭子仪坐镇河中时颇为相似,只是其地位没有郭子仪高罢了。贞元三年三月,自去年冬至今春,大旱,吐蕃羊马多死,粮运不继,李昇攻克摧沙堡,马隧、浑瑊举兵进逼盐、夏,吐蕃大惧,急忙提出与唐朝订盟和好,唐廷允诺。五月,浑瑊从前线经咸阳回到长安,接受朝命任清水会盟使。
尽管浑瑊出身少数民族,他对唐朝朝廷却非常忠诚,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始终以朝廷命令为最高准则。虽然镇守河中,但一旦边境告急,浑瑊便率军迎敌,这一点与郭子仪当年在河中镇守的作风极为相似,只不过他的军政地位不及郭子仪显赫。贞元三年三月,自去年冬季至当春季,发生严重旱灾,吐蕃地区羊马大批死亡,粮食运输受阻。李昇趁机攻占摧沙堡,马隧和浑瑊联合起兵,逼近盐、夏边境,令吐蕃惊恐万状,急忙求和。唐朝同意了和议。五月,浑瑊从前线经咸阳返回长安,正式接受朝廷任命,出任清水会盟使,主持双方盟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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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约定各以兵三千在坛之东西,坛下只许留四百人,而吐蕃却暗伏精锐骑兵数万于坛西,“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被吐蕃扣留,浑城不知。结果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