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宰相的设置方式、选任原则、权力分配及体制构建始终是决定政权稳定与政治清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唐朝的政治格局在其创立之初，逐步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宰相制度，而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宰相的选拔、配置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治国理政。

自唐朝建立以来，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武周盛世和开元之治，这些治国盛况都与唐朝宰相制度的创建、宰相人物的选拔以及宰相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本文旨在分析唐朝初期确立的集体宰相制，并深入探讨唐玄宗前期宰相的选拔与构成、任用与配置，探索这些历史细节在唐前期政治治理中的独特价值。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依次展开。

首先，文章简要梳理了唐玄宗之前，宰相设置与演变的基本脉络，揭示了玄宗上台后，宰辅制度进行革新和完善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需求。从宰相的数量、职称变动和任期的调整，以及宰相设立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对开元前期的宰相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概述。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玄宗亲政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宰相选拔和任命的深远影响。在将开元前期宰相选任的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基础上，逐步讨论了各阶段宰相选用的具体原因。通过这种阶段性分析，探讨了唐朝政治形势的变化、统治需求的变化及政策导向的转变。强调了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对宰相人物类型的不同需求，并指出玄宗在关键时刻精准选拔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等人物，成功开启了开元之治的辉煌篇章。

最后，通过对开元前期两届宰相班子在构成、组合与搭配方面的共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这一时期宰相的任用方式和配置特征。这一分析反映了玄宗个人的任用风格及其治国理政的特色，同时揭示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及宰相之间的复杂互动。进一步探讨了宰相结构对开元之治形成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

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汉朝的宰相是领袖制，而唐朝则采用委员制。”这一委员制，指的是由三省长官为首的集体辅政制度，或称为“群相制”。与汉代的独相制相比，这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唐代的宰相制度继承了隋制的基本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历了几次变动与调整。正如唐代有学者所言，唐代的宰相名号频繁更替，“名尤不正”。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加衔宰相”的滥用。唐朝初期，除了三省长官作为法定宰相外，自贞观年间起，唐太宗为了不轻易授予他人宰相职位，常以他官之职授予宰相职务，且冠以不同的名号。

因此，凡是被授予如“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参预朝政”等加官头衔的大臣，都能行使宰相职权。随着加衔制度的不断扩展，宰相的权力逐渐被分散与割裂，专制皇权进一步强化，宰相职权的集中化程度降低，导致了宰相职务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逐步削弱。正如宋代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所说，“唐朝宰相名目繁多，实则皆为宰相”。这种加衔的临时性质，使得入相者不受资历限制，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主观判断，极大地增加了宰相职务的不确定性与变动性。

在玄宗亲政之初，唐朝正处于权臣干政、纲纪松弛的状态。宰相的数量一度达到十七人，台省的职务也处于极为混乱的局面。为了重振朝纲，玄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清除冗官，裁减不必要的职务，减轻官僚体系的负担。在宰相体制方面，玄宗意识到，过于分散的宰相职权已经对政务运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以恢复中央集权，确保朝政的高效运行。

在选拔与任用宰相方面，封建帝王不仅要根据君相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做出适当调整，还需要结合现有制度进行优化，确保各宰相之间的职能分工与权力协调。玄宗在开元前期采取了“同一时期只设两位宰相”的做法，其中一位出自中书省，另一位出自门下省。这两个宰相的权力分工明确，一个担任主宰相，全面负责国家政务；另一个担任辅助宰相，协助主宰相的工作。这种安排体现了君主对宰相的明确要求，且在实践中，玄宗会主动放权，使得首席宰相能够更加专注于政务管理。

这一“主辅分明”的宰相体制在唐朝开元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宰相的职权逐渐分化，开元中期及以后，宰相人数逐渐增加，且宰相之间的主从关系变得模糊。这种变化正是玄宗治国策略调整的反映，体现了形势变化和宰相体制的灵活性。

在《开天传信记》中有记载：“开元初期，帝励精治国，削除陈弊，历时六七年，天下大治，民安国富。”这一时期的盛世局面，正是在姚崇、宋璟等宰相的辅佐下逐渐展开。史官柳芳在《食货论》中写道：“玄宗以雄才治国，贤臣辅佐，朝局稳固，百姓安定。”他还指出，开元之治的成功与玄宗的用人之道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姚崇、宋璟、卢怀慎等一系列贤臣的辅佐下，唐朝的政治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