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丽频繁地侵扰新罗，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平息两国之间的矛盾，派遣了使者前往调停。然而，高丽拒绝了唐朝的召唤，而高丽朝廷中的大将盖苏文更是放出狂言，称中国的兵法无人知晓。这番话让唐太宗极为愤怒，于是他召见了卫国公李靖，请求他提供解决之策。

李靖此时年事已高，身体力行的征伐已显得力不从心，但当他听闻唐太宗有意讨伐高丽时，立刻建议他效仿诸葛亮当年征南蛮的方式，采取正兵之道进行讨伐。李靖谈起诸葛亮时，唐太宗的愤怒似乎稍稍平息，心情也变得有些轻松起来，便饶有兴趣地回应道：

“我认为，最上乘的兵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百战百胜者为中，深沟高垒自守者为下。” 随后，唐太宗要求李靖评价诸葛亮在其中应属哪一等？

李靖没有直接回应，而是通过比较乐毅、管仲与诸葛亮的例子，提出诸葛亮无论是作战还是防守都以必胜为目标，始终坚守自己的军事原则。他接着问唐太宗：“陛下，您又如何评价武侯呢？”

唐太宗轻轻点了点头，缓步走向窗前，右手扶着窗栏，左手轻抚着自己的胡须，眼神渐渐陷入深思。此时，诸葛亮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清晰。

唐太宗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诸葛亮的事，还是在他年轻时翻阅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时。书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极高，尤其是提到他“制戎为长”，无论治军还是指挥作战，都堪称一流。若是别人看到这些文字，或许只是略过而已，但对于唐太宗来说，这些赞誉如同在沙漠中看到了久违的清泉，让他感到振奋。

他开始对诸葛亮的事迹产生了浓厚兴趣，寻找与他相关的兵书，深入研究诸葛亮的治军理念。随着时间推移，他对这些理念的理解愈加透彻，尤其是诸葛亮治军以“明”为首的思想。他认为，军队必须有明确的道德规范，若无道德，那就不算是军队，而只是暴徒。就像古人所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只有得民心，方能取胜。

因此，诸葛亮特别注重军队的纪律，他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明确要求将官严格管理军队，以确保士兵不得侵犯百姓。他在《将苑·将材》中提到：“夫将才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将道德与礼仪放在了军队建设的首位，认为若将军自私，军队的风纪必将崩塌，士兵的士气也会随之瓦解。

唐太宗非常认同诸葛亮的这一理念，甚至感叹，大唐的开国将领们也是深知治军之道，必须先名正言顺，方能以义兵征伐。然而，李世民从诸葛亮的《谕参佐停更》一文中，发现了“信”字的重要性。他认为将领必须以信为本，军队的执行力和纪律性都源自于将军的信用。

唐太宗越发觉得，诸葛亮的军事智慧深刻且高超。在脑海中，他浮现出一场历史性的战役：蜀汉建兴元年，蜀汉面临曹魏与孙吴的夹击，内有南部孟获的叛乱，国家危机四伏，而诸葛亮在这一时刻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尽管蜀汉兵力不足，资源有限，诸葛亮依然巧妙地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成功稳住了局势。

特别是在平定南中部落的过程中，诸葛亮并未急于动武，而是采取了“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他通过多次放走孟获，逐渐让孟获认识到蜀汉的仁德与宽容，最终使其彻底归顺。

唐太宗回忆起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尤其是首次北伐失败后，心中不禁为他惋惜。诸葛亮的失败并非源于兵力不足，而是由于他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外部环境。而尽管如此，诸葛亮依然能够与曹魏军队互有胜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

当唐太宗回忆起这些历史时，心中感慨万千。他意识到，诸葛亮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天才，他的战略眼光、深谋远虑都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始终能在战争中保持主动。

最终，唐太宗感慨万分，自己对于诸葛亮的评价也不需要过多的事例和佐证，司马懿的表现恰恰衬托出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卓越。他不禁流露出对武侯的敬仰，并感慨道：诸葛亮的军事能力，永远伫立在历史的高峰之上，无人能改动，无人能抹去。

滔滔江水东逝，英雄已随浪花消逝，然而诸葛亮的名字，依旧长存人们心中。正如他所经历的种种历史风云，虽然其北伐未能成功，但他以无与伦比的智谋和远见，给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成为了永远无法超越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