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为相关研究提供有力依据，国家在上世纪末启动了一个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由国家科委（今科技部）牵头，汇集了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及测年技术学等多个领域的170余位科学家，开展了跨学科的联合攻关，目标明确：研究并确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具体年代。

在这一项目中，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特别是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年份，成为了一个极其关键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年代确定，便是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核心难点之一。

关于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份，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到当今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包括日本、美国、俄罗斯和瑞士等国的汉学家，研究者众多。大家依据不同的历史文献、推算方法和研究途径，提出了多达44个关于武王克商的不同结论。其中最早的年份被推定为公元前1130年，而最晚的则为公元前1018年。由于历史文献中的资料错综复杂，考古材料又不完备，这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世纪难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44种结论中，至少有43种是错误的。

尽管困难重重，研究依旧得以推进，专家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将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个方案列为武王克商最佳年代的候选方案。其中，公元前1044年和1046年是根据现代天文学对武王克商时期天象的回推得出的结论。但由于与“月相”和西周金文历谱的对比存在不符之处，经过反复论证，公元前1044年的方案最终被淘汰。

而公元前1027年的方案则是源自《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该书对西周积年有257年的明确记载。《竹书纪年》最初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未受秦始皇焚书的影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书在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古墓中出土，经过学者束皙等人的整理后传世，然而后来却遗失。清代的朱右曾和王国维等学者对《竹书纪年》进行了整理，虽然内容简略，但依然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明代出版的《竹书纪年》定本为今本，其中包含了各帝王明确的在位年数，然而由于其内容经历过多次修订和整理，一些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该书存在伪作的可能。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看法有所变化，认为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源自更早的版本，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可以确定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是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基础整理的，因此其中的年代数据绝非随意编造。在古代学者使用当时通行的干支纪年法进行串联整理的过程中，虽然某些王朝的年数未必完全准确，但大多数帝王的在位年数是可靠的，仍具很高的历史价值。

根据《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西周的开始年份被明确标定为公元前1027年，而与《竹书纪年》中的商代积年496年相加，则可推算出商朝的开始年份为公元前1522年，夏朝的开始年份为公元前1993年。这个结论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依据的殷墟甲骨文中的月食记录相符，并且也与公元前1953年和公元前1912年的天文现象吻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

然而，这一结论与《国语·周语下》中提到的“岁在鹑火”天象和《尚书·武成》以及《逸周书·世俘》中的历日记录不符，也不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西周金文历谱结合。因此，专家组最终选定了公元前1046年作为武王克商的最佳年份，这一选择虽然有其理论依据，但却几乎放弃了《竹书纪年》的诸多数据，导致了该工程的研究进展受到质疑，甚至被批评为“豆腐渣工程”。

事实上，尽管《竹书纪年》的结论与《国语》中的天象不合，历史学者依然认为这其中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历史依据。比如，《史记·周本纪》对《汲冢纪年》的引述指出，西周的历年从武王克商的年份起算，涉及到的具体年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和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依据各种史料和天文现象进行推算，尽管如此，由于这些资料之间存在差异，结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导致了这项重大历史工程的复杂性和长期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