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崇祯朝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之前，内外局势虽然不利，但并未失控。

先说关外的清军，自乙巳之变之变后，孙承宗率关宁军收复了清军占据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将清军彻底赶出关外。

并且，在孙承宗的经营下，辽东局势得以稳固，关宁军发展到十数万人，并拥有车营和水营，武器装备也大幅改善。

皇太极见辽东固若金汤，便改变策略，不再直接进攻北京，而是着手稳固对辽西的统治，同时派兵入塞掠夺。

如此，明朝与清朝就进入相持局面了。

再说农民起义军，在杨嗣昌、洪承畴等人运筹帷幄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都陷入低谷，如果不出意外，剿灭这些农民军，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1641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明朝快速走向深渊。

崇祯帝其实是个很倒霉的皇帝，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小冰河时期，到他继位时刚好进入比较严重的阶段，低温天气导致灾荒频繁、粮食歉收，以中原和西北地区最为严重，继而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

这一年，原本就饱受灾荒影响的河南，再次爆发了严重的天灾，无数百姓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

原本，李自成手下只有数千人，但随着灾害的爆发，无数流民加入起义军，使得起义军的人数迅速发展到十几万，李自成还攻克洛阳，杀掉福王朱常洵，得到了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补给。

再次发展壮大之后，李自成以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作为谋士，帮他谋划军事，起义军得以脱胎换骨，逐渐走向正规化，并多次击败围剿的明朝。

在李自成与明朝鏖战之时，张献忠也趁机发展壮大，中原再次陷入空前混乱，明朝军饷、粮食不足的问题也愈发凸显。

种种迹象表明，明朝想要剿灭李自成和张献忠，必须倾全国之力才行，但清军显然不会给崇祯帝这个机会。

就在明朝苦苦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时候，皇太极审时度势，为了入关，他趁机派兵包围了松山、锦州等辽西堡垒。

1641年，洪承畴率军6万，多次打退清军进攻，但锦州依然在清军的包围之下。

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应该让洪承畴率军与清军决战，洪承畴鉴于敌我形势，则主张持重，反对急速进军。

原本，崇祯帝是支持洪承畴的意见的，但陈新甲告诉他说，现在前线的将士过得很惨，骑兵每天只吃两顿，步兵只吃一顿，如果再不决战，将士们恐怕就要饿死了。

崇祯帝听了，心里有些打鼓，如果他能拿出钱粮来，他肯定支持洪承畴，但现在国库空虚，他只能支持陈新甲了。

于是，崇祯帝便让洪承畴率8总兵、13万将士与清军决战，这是明朝末期最重大的战役之一，史称松锦之战，但结果却是明军惨败，洪承畴本人还被俘虏，镇守锦州的祖大寿也投降清朝。

消息传回国内京城，朝野震动，几乎所有大臣都上书弹劾陈新甲，陈新甲也几次上书请罪。

崇祯帝作为决策者，当然知道这事不能怪陈新甲了，便对陈新甲宽慰留任。

但是，明朝内外局势严重恶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崇祯帝认为现在是时候跟清朝议和了，先稳住清军，等消灭了农民起义军再说，倘若不如此，明朝灭亡在即。

议和之事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崇祯帝和陈新甲等少数人知道，但消息却不幸走漏了，结果引发了群臣反对。

群臣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正确”，也不是对“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的坚持，而是他们认为议和时机不对，且触犯了自身利益。

既然反对者这么多，崇祯帝又是个要脸的人，所以他杀了陈新甲，给自己当替罪羊，这事才算是平息下来。

但是，议和不成的后果却很严重，皇太极为了教训明朝，于1642年11月第六次发兵入塞，清军在抄掠数月，攻陷河北、山东等地88城之后，带着37万名俘虏和32万头牲畜扬长而去。

出了这么大的事，崇祯帝也只是杀掉两位蓟辽总督范志完、赵光抃来顶罪而已，除此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即无兵可派，也给不了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费尽心思调动群臣的爱国情绪，让他们为自己卖命。

随着内外两条战线的全面溃败，明朝的亡国之相已经尽显无遗，朝野人心涣散，只有崇祯帝一人还满腔热血救国。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来到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却发现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另一个则是一名勋贵武将。

这让崇祯帝十分伤感，他便下令将大殿的门都打开，并派人去催促大臣入宫，过了好久才勉强凑齐一半官员完成朝贺礼。

官员们为什么都不参加朝贺呢？

不是因为他们忙着过年，而是因为当时京城盛传这样一个流言：“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他们担心清军、农民军攻入北京，所以都随时准备跑路！

对于这样的局面，崇祯帝也很无奈，他曾对群臣说，江山社稷是大家的，不是他一人的，试图以此让大家出钱出力，帮他平定天下，可大臣们不搭理他。

崇祯帝知道，现如今没有忠臣良将了，他要是能给钱，前线将士就都听他的，要不是不给钱或者给少了，他的话就如同放屁。

比如在清军第六次入关的时候，崇祯帝就曾拿出数万两白银私房钱，发给北京的守城将士，结果每个人只分得二十钱。

于是，就有士兵嘲讽崇祯帝小气，还说，“皇帝要性命，令我辈守城。此钱止可买五六烧饼而已！”

这句话被锦衣卫告知崇祯帝，崇祯帝非但不怪罪那士兵，反倒从这件事中得到启发：既然将士们这么爱钱，那如果自己大方一点，是不是能扭转局势呢？

很快，崇祯帝就下达了一道圣旨，主要是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进行悬赏，如果谁杀了李自成，就封给侯爵、赏黄金一万两；谁要是杀了张献忠，就封为一品大员、赏黄金五千两，同时赐给锦衣卫指挥使的世袭职务。

崇祯帝的封赏不可谓不丰厚，但当时能杀掉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人，实在是没几个人。

当时，崇祯帝在关内可以依靠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三边总督孙传庭，主要对付李自成；另一支则是平贼将军左良玉，主要对付张献忠。

崇祯帝的悬赏令，其实就是给这两个人看的，但这两个人的表现却一言难尽。

先说左良玉，他虽然手握二十万大军，却玩起了养寇自重的把戏，既不能消灭张献忠，还四处抢掠百姓，甚至曾兵临南京索要军饷。

这样一个人，简直就是军阀，崇祯帝却无可奈何，只能加以安抚。

再说孙传庭，他掌握着一支由秦兵组成的精锐军队，崇祯帝本指望他灭掉李自成，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起初，孙传庭屡战屡胜，加之皇太极刚好死掉了，明廷朝堂便开始洋溢一种国家转危，中兴指日可待的幻觉。

崇祯帝本人更是无比振奋，又是祭拜祖庙，又是封赏群臣，结果没几天孙传庭兵败身亡、李自成占据潼关的消息就传来，给了他当头棒喝。

不久，李自成就占领了陕西全境，崇祯帝先后派遣余应桂、李化熙替代孙传庭，但在缺兵少粮的情况下，明军一筹莫展。

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明朝距离灭亡就不远了，但群臣还做着白日梦，比如内阁首辅陈演、吏部尚书李遇知等人竟然对崇祯帝说，“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欲据此为家”。

崇祯帝在谎言中迷失了自我，从而误判了形势，也错失了逃走的机会。

在众多史料、文献中，都曾提及崇祯帝考虑到逃到南方，这一建议是周皇后及大臣李邦华、李建泰等人提出的，认为这样可以暂避锋芒，以图东山再起。

但是，崇祯帝南迁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明朝尚无此先例，其次反对者的实力也很大，比如陈演就坚决反对，还有东林党也是反对的，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家是否存活，而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再加上，崇祯帝骨子里想成为一代明君，但她太过优柔寡断，一直下不了决心，等他想要逃走的时候，却发现四面都是敌人，他目标太大，根本没法顺利逃到南方。

最终，崇祯帝被迫成了“死守社稷”的君主，他虽然还没有放弃抵抗，但他能做的事情太有限。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又是一年一度朝贺的日子，崇祯帝早早来到皇极殿，却发现除了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之外，大殿上空无一人，比前一年还惨，可见朝野人心涣散到什么程度了。

崇祯帝不甘心，让骆养性鸣钟“摇人”，过了好久才来了十几个人，但站朝班时互相乱入，场面十分混乱和狼狈。

要是以往，崇祯帝是要发脾气的，不说杀人，怎么着也要处罚几个人，但他已经陷入到祖宗基业将要不保的惆怅当中，根本没心思处罚谁。

屋漏偏逢连夜雨，朝贺还未结束，北京就刮起了沙尘暴，漫天黄沙迷人眼，同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正式发兵北上，目标直指北京。

消息很快就传来，迁都南京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但阻力依然很大，且已经来不及，所以这一提议很快就没人在提。

既然不打算走，那就死守北京，崇祯帝召见几位内阁成员，对他们说，“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

崇祯帝要御驾亲征，这可吓坏了群臣，内阁首辅陈演、次辅魏藻德纷纷表示愿意代为亲征，崇祯帝都不同意。

最后，崇祯帝和内阁各退一步，改由阁臣李建泰前往督师，为此他还在正阳门举行了隆重的推毂仪式，亲自为李建泰饯行。

然而，李建泰刚走到山西，山西首府太原就被李自成攻克了，他惶恐之余上书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结果，还没等奏疏抵达北京，李建泰就被李自成俘虏了。

2月8日，李自成发布檄文，要求崇祯帝君臣赶快投降，可保荣华富贵，否则吉凶难料。

让崇祯帝投降泥腿子李自成，这事有点难，所以他选择了拒绝，同时开始调兵遣将。

趁着李自成在武宁关被周遇吉顽强阻击的间隙，崇祯帝派人到辽东告诉吴三桂，让吴三谷率军入京勤王。

但使者刚走没多久，崇祯帝就后悔了，理由是他不愿意放弃辽东，况且军饷也不足，他便派人追回使者。

不久，武宁关也被李自成攻克，这意味着起义军入京再也没有大的阻碍了，可谓一马平川。

这时候，朝堂人心惶惶，不少人建议崇祯帝逃走，但阻力依然很大，还有人提出折中方案，可以让太子先行，效仿唐肃宗在灵武继位的故事，但反对者也很多。

这个时候，崇祯帝其实哪儿都去不了，讨论南迁其实没什么意义，崇祯帝便公开说，“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表明自己留守北京的态度。

但是，当崇祯帝问及守战问题时，群臣都选择沉默，都到这个时候，还有谁能救得了大明朝？

崇祯帝感到很生气，便留下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然后拂袖而去。

三月四日，李自成起义军抵达居庸关，距离北京非常近了，这时候崇祯帝不得不做出决策，他下诏册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让四人率军入京勤王。

这四个人各怀鬼胎，大多阳奉阴违，最终只有唐通带着两千人及时抵达北京，被崇祯帝派去镇守居庸关。

3月15日，李自成攻克居庸关，唐通投降，第二天就抵达北京近郊。

这一天，崇祯帝在皇宫十分悠闲得一边喝茶，一边以“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为题来考选几个即将到地方赴任的知县。

当农民军抵达北京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顿时荒神，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守城之策，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崇祯帝急得都哭起来了，群臣也跟着哭，他恨透了群臣，便在桌上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这句话，给东厂太监王之心看完后就抹去了。

当天，起义军就开始攻城了，由于缺乏粮饷，所以士卒大多逃走，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根本没有战斗力，一触即溃。

崇祯帝坐在大殿上，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他感到无比痛心，再次大骂说，“内外文武诸臣误我！误我！”

3月18日早晨，崇祯帝最后一次召开朝会，他沮丧地对群臣说，“要不然大家一起自杀！”大臣们无一回应。

看着群臣的丑恶嘴脸，崇祯帝特别觉得恶心，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富，却没一个人愿意拿钱出来充作军饷，挽救大明朝，着实可恶。

就在崇祯帝惆怅之时，李自成派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申芝秀来跟他交涉。

李自成的意思是，如果崇祯帝能允许他在西北割据称王，并赏赐饷银百万两，他就可以协助明廷剿灭其他起义军即辽东清军。

还有个说法是，李自成要崇祯帝退位让国，总之崇祯帝都未答应。

崇祯帝也知道，不可能再有援军入京勤王了，要来早来了，这时候来只能当炮灰。

其实，吴三桂正在往北京赶，但因为他放弃了宁远，要内徙关外军民，结果拖慢了行军速度。

这时候的吴三桂，其实还是忠于明朝的，毕竟崇祯帝一手提拔了他，他还是很感恩了，况且他全家都在北京，他感到很担心。

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吴三桂注定无法挽救明朝。

散朝之后，崇祯帝登上煤山，也叫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发现农民军已经将北京围住，根本无法逃走，心灰意冷之下便回到乾清宫处理后事。

崇祯帝让妹夫巩永固、刘文炳带家丁入宫护驾，得到的回复却是“按祖制不得拥有家丁”。

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得让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带着三明皇子出宫，到成国公朱纯臣家中避难，同时下诏让朱纯臣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太子朱慈烺。

之后，崇祯帝就在宫中举行宴会，在宴会上让周皇后等嫔妃自杀，周皇后很有骨气，回宫梳洗一番之后就自杀了，但其他嫔妃却不肯自杀。

崇祯帝为了避免女眷受辱，就亲自去杀袁贵妃及两个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结果昭仁公主被当场杀死，其余二人则被砍伤后晕厥。

随后，崇祯帝便与心腹太监王承恩一起饮酒，王承恩劝他突围，以图东山再起，他便换上宦官的衣服，与王承恩一起拿着火铳，带着几十人准备突围，结果在朝阳门、崇文门和正阳门都被阻击回来。

这时候已经到了19日早晨五更时分，崇祯帝见实在无法逃生，便带着王承恩来到煤山，他先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王承恩也跟着相对自缢。

据记载，崇祯帝在歪脖子树下踌躇良久，感慨群臣没有一人陪他殉国，在自我安慰一番之后，这才自缢而死。

崇祯帝不知道的是，他死后不久，北京就陷落了，他痛恨的那一帮大臣，多数人都投降了李自成，只有少数人守节自杀，为国殉葬。

所以，崇祯帝对群臣的恨其实没错，明朝的灭亡有他的责任，但更多是群臣所误，尽管他一直很努力地挽救大明，但在群臣的掣肘下，他最终失败了，而且败得很彻底。

崇祯帝能力有限，但他不是个昏君，这样的人当了亡国之君，让人同情。

三月二十日中午，崇祯帝的尸体这才被发现，当时他披头散发，身穿蓝色道袍，有人在他胸口发现一道血书，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

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虏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帝虽然亡了国，还把罪责全推给群臣，但他宁愿自己死后被分尸，也要请求李自成不要伤害百姓，这一点还是值得尊敬的。

而在李自成为崇祯帝举行的葬礼上，明朝大臣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跪下来哭的有30人，拜而不哭者有60人，其余人则“睥睨过之”，压根一点都不伤心。

后来，李自成打算录用清朝官员，竟然应者如云，给事中时敏因为去晚了，吏政府的大门已经关闭了，急得他在门外大喊大叫。

吏部稽勋司郎中刘廷谏更是无耻至极，他都老态龙钟了，还去应聘当官，农民军嘲笑他胡子都发白了，还当什么官，他却说，“只要你们用我，我的胡子就可以变黑！”

而那个几次阻扰崇祯帝南迁的陈演，则在被捕后主动交出四万两白银赎罪，结果被刘宗敏释放。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人只知道钱谦益的“水太凉”，殊不知这些人才是祸害国家的罪人，且更加没有底线。

一个统计数据是，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北京的明朝官员一共三千人，殉国者不过20余人，其他勋戚及文武官员大多投降李自成。

这些投降李自成的人，不少人被李自成杀掉，活下来的后来又投降清朝，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真可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大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