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戏剧有三个人：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英格(William Inge)，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那些年里，这三名剧作家如日中天，评论家David Richards将他们称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戏剧的“三人领导小组”。十年后，英格在家中自杀身亡，其最后作品的无人问津让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抑郁，相信自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1983年，威廉姆斯中风去世，他的才华在酒精、药物和放纵中消磨殆尽，也让他的死亡带有几分耻辱意味。与之相比，1915年出生的阿瑟・米勒在这个世界上有力地生活了近90年。经过大萧条的家庭衰落、麦卡锡主义的咄咄逼人、普利策戏剧奖和同玛丽莲・梦露的婚姻，米勒不惧怕也不缺少曝光，直到晚年仍有新剧上演，尽管这并非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也许当剧作家去世以后，我们会发现在平衡名声、才华和私人生活的危险游戏中，米勒是一个骄傲的幸存者。

但是，威廉姆斯和英格并不是精神脆弱的创作者，他们对戏剧的激情也不亚于任何人。不得不说，那些年里成为一名戏剧编剧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你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评论家的独裁。包括米勒和其他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会一致同意那种被淡淡的敌意包围的感觉，就好像走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在包括《没有恶棍》（No Villian）的一系列学生作品获得母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戏剧奖学金后，米勒谨慎地计划先将他的下一部作品《吉星高照的男人》（The Man Who Had All The Luck）写成一部小说，他写了将近一年，效果却不理想，于是决定将这部小说改写成一部剧本。于是二十出头的米勒以剧作家的身份迎来了他的百老汇首秀。然而这部出道作品只演了四场，评价惨淡。

长话短说，《吉星高照的男人》的主人公是一名机械修理工，当他周围的朋友们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幸遭受打击时，他总能交上奇迹般的好运。先是碍事的老丈人猝逝让他顺利地和女友结了婚，后来又误打误撞地发了财。随着情节寓言般的展开，修理工开始质疑人类奋斗和信念的价值……最终，主人公意识到是他悉心的管理使他免于一场灾祸，勉强算是一个“顿悟时刻”。也许是故事本身的滑稽和演员在舞台上的演绎掩盖了剧本里对人类基本境况的讨论意图，评论家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写道，他还以为大幕会在剧终时直接落在演员们的脑袋上，然后其中一人向观众宣称这一切都是一场滑稽的闹剧。

首秀仅上演四场加上反响不佳，这场失败几乎让米勒的编剧生涯完全脱轨。尽管米勒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成为一名剧作家超过一名小说家，但当他的编剧生涯前景不佳时，米勒总会“缩回去”写几篇小说，或长或短，也许这并不是因为小说是米勒的舒适区，而是因为身为小说家的米勒觉得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作品。在《吉星高照的男人》落幕后大约一个月，米勒第一次接到一个评论家的电话，打来的正是安德森。米勒在纽约运动俱乐部见到了他（那是米勒第一次踏进这所会员制俱乐部），后者说，他认为米勒把一部悲剧写成了民间喜剧，他应该写写悲剧。这超出米勒的预想，他从没想过写一部“悲剧”，更没想过什么“民间喜剧”。米勒对失控的反响无能为力。

尽管读者对小说文本的评价也没有什么可控性可言，但是一部剧本经过导演的编排和演员的演绎，有时能让剧作家自己都认不出来。当米勒坐在台下，发现他认不出自己写的剧时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他基本上可以放弃写剧本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一种他能驾驭的艺术形式。在《吉星高照》和《吾子吾弟》（All My Sons）中间，米勒写了几篇短篇一部长篇小说《焦点》（Focus），并获得了成功。

《阿瑟·米勒短篇小说集》

[美] 阿瑟·米勒 著

宋怡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3月

对话与小说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部剧本都可以是一部由对话组成的小说，因为后者作为一种体裁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学形式上的“杂”，但反过来却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被改写成剧本。戏剧需要夸张，需要声音，需要连续不断的紧张时刻，像是一根橡皮筋不断拉紧又放松。在小说中，米勒得以更放松、更平静地处理一些更私人的主题。在《焦点》中，一个原本对种族问题漠不关心的英国裔美国人因为戴了一副在他人看来具有犹太人特点的眼镜而成了反犹主义的迫害对象，进而逐渐理解他周围的种族仇恨。米勒直接触及了战后纽约依然存在的反犹氛围和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焦点》的成功最终让米勒鼓起勇气决定在他最渴望的戏剧领域再试一把。如今来看，令人颇为惊讶的是初版《吾子吾弟》竟聚集了如卡尔・马尔丹（Karl Malden）、阿瑟・肯尼迪（Arthur Kennedy）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后来成长为话剧或电影明星的优秀演员。这部戏剧取材于航空公司向军方提供缺陷的飞机发动机的真实案例，米勒又从易卜生的《野鸭》中找到了他想要的强烈的道德驱动，即合伙人中的一人不得不为另一人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1947年上演的《吾子吾弟》获得了口碑和商业上的双重成功，在百老汇一共演了328场。从此，阿瑟・米勒终于成了自己。两年后，《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man）在百老汇首演——一个梦想幻灭、陷入衰老却对人生的失败感到极度恐惧的推销员威利让人们永远记住了剧作家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短篇小说集》在1966年初版时名为《存在》（Presence：Collected Stories），收录了从1951到1966年间散见于杂志上的十六篇短篇小说。在序言中，米勒将短篇小说戏称为“在文学界的地位与平房在建筑界的地位相差无几”的体裁。不过，已经成为戏剧偶像的米勒仍然时不时会想起短篇小说，当然是因为他需要为那些不适合搬上舞台的故事，尤其是更加私密的感情寻找一个合适的、最好可以直抒胸臆的载体。在小说中，叙述者可以更顺手地把握时间，自由地游动、暂停，或加速，将一个环境或神态定格，达到剧本中无法做到的情感密度。如果说米勒在戏剧中暴露出来的更多是政治和道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那么米勒的小说或短篇作品主题则将目光投向身份的探寻、情爱与家庭，和对人类行动本质的解剖与问询。

阿瑟・米勒《存在》英文版书封。

开篇《我不再需要你》以一个五岁孩童的视角观察了一个犹太家庭在节日里的一天。这名儿童会因为自己无法参与禁食而懊恼，误以为知悉了母亲的秘密而感到压力，还会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而夸大自己的见闻。作为篇幅最长的一篇，《我不再需要你》试图描绘一幅日常的截面，在可控的矛盾与混乱中反射出一家人深刻而一致的家庭观念，却也因此缺乏了优秀短篇小说中常见的某种言简意赅的“爆发力”、节奏或视角的变化，和对本质问题更为直接的触及。不过，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到这篇文字强烈的私人属性和回忆性质，以及和犹太身份高度同构的家庭意识，这或许也是本篇小说更高的意义所在。除此之外，《圣安杰洛山》讲述了两位美国人在欧洲旅行寻根的经历，当一位犹太裔美国人看到自己的意大利裔同伴兴高采烈地拜访祖先时却感到落寞，因为他无法像他一样，对祖先的土地怀有浪漫的憧憬，也不想拜访从未谋面的远亲——“即使有，也已经被杀光了”（ 《阿瑟·米勒短篇小说集》48页，下同），直到在一家餐厅里遇见一个男人。男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让这位美国人确信他是一名犹太人，可对方却对自己身上的犹太特质浑然不知——“他捆包裹的方式，和我父亲——还有我祖父——捆包裹的方式一模一样。我们的整个历史就是打包离开。没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温柔地对待包裹。那是一个犹太人在捆包裹。”（57页）不过，这次相遇仍带给这位美国人一种启示般的喜悦，他发现了犹太民族的流动与坚韧——一个幸存的犹太人可以失去犹太的意识，却无法抹去在一个天主教国家每周五带着安息日面包回家的习惯。

在类似主题类型的作品中，《寻找未来》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效果相当成功的变体。作者弱化了对身份的强调，而是从反面创造了一个中年单身的叙述者和他总想着逃离临终机构的父亲。米勒在这里采用了一种更缓慢、更轻声细语也更情感丰富的语调，穿插着叙述者对自己始终没有结婚成家的悔恨，不时又话锋一转，用一种哲学般的知性口吻讨论起生活中的表演和真实。主人公的职业是一名演员，作者写道：“谢幕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不结婚的原因是婚姻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真实，让我和舞台产生某种距离。”（200页）这有可能是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它暗暗地点出了位于文本最核心的张力所在——即人们对绝对真实的渴望，以及对它的恐惧。无论是主人公对无缘婚姻的悔恨，还是父亲几乎生理上地想要离开养老院回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两个孤独男人身上所反映出的都是对家庭生活自然的向往，而这里面包含了对两样东西的许诺：真实与未来。叙述者似乎被困在这样一个矛盾里面：如果生活是一场走向真实的旅途，那么又该如何接受家庭本身也是一种“角色扮演”的事实呢？

阿瑟·米勒。

摇摇欲坠的幸福

不过，这篇小说的理解空间并没有止步于此。叙述者身上的复杂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具有普世性的披露上：那就是人类行为的非必要性。人们无论做什么，似乎都带有表演的成分，唯一“真诚”的只剩下意识已然不清醒的父亲。从这个角度出发，随着叙述的深入，读者似乎可以隐隐发觉在这位叙述者内心深处什么东西正在被撼动，如同一个姗姗来迟的启示。一个幸福的人和一个好演员也许是同一回事，因为“那正是一个好演员所做的事：他设法使他的感情成为必要，于是他立刻变得别无选择。”（209页）从文中疲惫的语调和只言片语（“我不确定前路要如何继续”）中，叙述者仿佛正处于某种存在危机当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演员，当他回首已经过去大半的人生，却感到自己像一颗牙齿一样摇摇欲坠，因为他缺少对任何“非必要”决定的勇气，而设法使可有可无的东西成为必要似乎正是生活的内容所在。在结尾处，叙述在回忆的口吻中迎来了貌似的和解：“有时，仅仅是有时，我从中感受到了我刚开始做演员时的感觉，那时的我认为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就像是为人们献上一份礼物。”（211页）在文脉中，这句话的出现具有一种意外的美感，它既是一种双关，即“演员”在舞台内外的双重含义，也是一种对幸福的张望——当人们不再去想表演本身。

在有关短篇小说这一体裁众说纷纭而数量有限的理论中，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他认为短篇小说不像长篇小说那样处理“当下的问题”，而是关注生活中“深刻而普遍的兴趣”。因此，优秀的短篇小说往往显露出神秘、难以言喻，继而更具普遍性的特点。除了《寻找未来》，《请勿杀生》颇有海明威式的简练，讨论作为行动与呈现的爱；《名》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幽默小品；《斗牛犬》描述了一位男孩进入成年世界的时刻；《河狸》则讨论了行为本身的不可捉摸性；《存在》篇幅短小，开放式的文本极为隐晦地探讨了爱与时间的关系。

《装配工的夜晚》也许是这本短篇集中最优秀的一篇。托尼是二战期间船厂里的一名骨干维修员，每天等着下晚班去情人家消遣。多年以前，意大利的祖父决定来纽约安度晚年，为了继承他的积蓄，托尼费尽心思赢得他的信任，却还是被母亲暴露了他曾进过监狱的事实。作为交换，托尼的家人胁迫他娶他并不爱的玛格丽特为妻，强迫他们发生关系并生下一对双胞胎。急转直下的时刻降临了：外公成捆的意大利里拉一直被封在箱子里，直到来到银行才得知，那些印着墨索里尼头像的钞票加在一起只能换来区区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而从前托尼开货车四天就能挣三百块。最可怜的当然是玛格丽特。托尼觉得他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这天凌晨，托尼得到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紧急修复一艘驱逐舰投放深水炸弹的钢轨。海边的严寒和落水的危险使维修几乎不可能。在和船长的交流中，托尼发现自己陷入有趣的境地：如果拒绝，不会得到任何惩罚，如果答应，也没有任何奖励；而与他相伴的船长真诚地请求帮助，尽管他也获得了不出海战斗的绝佳理由。他走上码头，“一种严肃的感觉占据着他的心”（187页），然后被绳索吊在外面，用焊枪和大锤修好了那段钢轨。

阿瑟·米勒和玛丽莲·梦露。

《装配工的夜晚》具有丰富的可读空间。在叙述的表层，“目的性”似乎将文中主要描述的两个事件联系起来：托尼的娶妻生子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现实却偏离了他的计划；而修复钢轨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却给他带来一种更神秘、更深刻的满足。当托尼生平第一次发现得与失竟然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有“工作本身”时，作者写道：“船长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感到羞愧，不是因为他一直迟疑着不愿尝试，而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毫无防备。”（186页）托尼毫无防备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对人类境况本质的揭露让他感到意外，以及对真正的自由产生的陌生——一件事的意义从未如此具体、如此直接地存在于它本身。看到这里，似乎有一根细线将《装配工的夜晚》和《寻找未来》联系起来，使后者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显得同样恰当：修复钢轨是“必要”的吗？答案也很简单：当你认为它必要的时候，它自然就是必要的，这是自由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

阿瑟・米勒在前言中写道，没有体裁是万能的。诚然，短篇小说比戏剧更能让我们贴近作者的内心世界，但只是另一个面具、另一个语调和另一种距离。对中文世界的米勒读者而言，《阿瑟・米勒短篇小说集》中文版是姗姗来迟的重要注脚，但米勒的注脚不止于此。在文本之外，非美活动委员会前，他是拒绝给出名字的不合作者；和梦露生活的那几年，他是被卷进精神旋涡的分心者；在剧院宣布提高票价时，他对剧组慷慨激昂，是捍卫与观众联结的斗争者。也许还有另一种角度将米勒同威廉姆斯、英格区分开来——后者的戏剧观、艺术观是相对封闭的，他们通过一个隧道般的视角观察舞台、热爱舞台。与之相比，米勒始终眼观六路，他的艺术高度介入政治、道德和身份议题，家庭在他心里始终占有极高的比重。从某种程度上讲，“拯救”了米勒的不是别的，正是代代相传的犹太文明。

撰文/马涌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