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万里茶道上的核心枢纽与多民族商业融合典范

作者︱孙树恒

2025年8月28日，正直第五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之际 ，由内蒙古出版集团主办、远方出版社与内蒙古新华书店承办的“邓九刚茶叶之路往事”交流活动，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行。活动围绕呼和浩特在万里茶道中的历史地位、贸易影响、文化价值展开深度对话，结合史料考证、商号故事与多民族融合实践，还原了这座城市在亚欧大陆商道中的核心角色，也揭示了当前历史文化研究与推广的机遇与挑战。

一、地位再定义，从“节点”到“发动机”，呼和浩特的六大核心功能

长期以来，呼和浩特在万里茶道中的定位常被简化为“重要节点”，但邓九刚先生在活动中明确提出，随着茶道研究的深化，这座城市的多元价值愈发清晰，它不仅是运输途中的中转站，更是集信息中心、资金流中心、人才流中心、物流中心、商业发动机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堪称万里茶道的“心脏”。

这一定位的背后，是扎实的史料支撑。活动中披露的俄文文献显示，早在1616年，呼和浩特最后一任顺义王博什图（俄文译为“罗索克图汗”）便在城中接待了俄罗斯商队，双方详细记载了货物交换场景。这一史实将万里茶道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了半个多世纪，远早于公认的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期。彼时的呼和浩特，已成为中原与草原、东亚与欧洲贸易往来的“中枢”。

驼运时代的运力规模更印证了其物流中心地位。据邓九刚先生介绍，万里茶道繁荣的250余年间，呼和浩特聚集了20万峰骆驼，几乎垄断整个蒙古高原的运输网络。这些骆驼不仅承载茶叶，更年均向内地输送20万匹马、100万只羊，两个半世纪下来，近3000万匹马与2.5亿只羊的流通量，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军事防御与饮食文化，成为连接草原经济与中原社会的“生命线”。

二、贸易生态：被忽视的多民族商业共同体

交流中，“单一晋商叙事”的局限性被多次提及。邓九刚先生直言，当前学界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多聚焦晋商，山西仅专门的晋商研究机构就有6个，却鲜少有人关注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商人的贡献。史料显示，乌兰巴托买卖城（当时重要的商业区）的户籍登记中，60%为本地蒙古族商人，他们不仅参与茶叶、皮毛交易，更主导了草原牧区的供应链整合。

这种多民族商业融合，在呼和浩特体现得更为彻底，邓九刚先生提到，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建城后，推行“轻徭薄赋、土地让利”的招商引资政策：晋商、冀商、陕商来此创业，可免费获得土地；土默特人将草场出租给商家，作为马羊的临时保管地；甚至喇嘛也以庙产入股，成为商业资本的重要参与者，大召、席力图召等寺庙的800余间房屋，通过出租、合股等形式投入商业运营，形成“宗教资本+商业贸易”的独特模式。

更具突破性的是，邓九刚提出“非典型性商业行为”的概念。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等）的牧民并非单纯的生产者，每到秋季，他们会联合王爷、富户组成多达6000人的庞大商队，将羊马交给呼和浩特的“羊马大店”保管，由店家对接交易伙伴。这种“牧民+店家+中间商”的协作模式，打破了“商人=专业群体”的刻板印象，展现了草原贸易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三

商号标杆：大盛魁——从“休眠”到“重生”的商业传奇。

提及呼和浩特的茶道贸易，大盛魁商号是绕不开的标杆。交流中，内蒙古大盛魁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祁娟回顾了这家“万里茶道华商旗舰”的跌宕历程：1929年歇业后，大盛魁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到邓九刚先生撰写《大盛魁商号》小说、与前任董事长陈义深入交流后，才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创意园区，逐步恢复生机。

鼎盛时期的大盛魁，堪称“商业帝国”：拥有七八千员工、2万多峰骆驼（占呼和浩特驼运总量的10%），是中国最早的跨国贸易企业与股份制企业，民间素有“一座大盛魁，半个归化城”的说法。其成功并非偶然，创始人王、张、史等三人从“走西口”的创业者起步，借康熙征讨噶尔丹的机遇在乌里雅苏台打开市场，最终将总部迁回呼和浩特旧城热盛街，形成“草原采购+中原加工+欧洲销售”的全链条模式。

更令人动容的是商号背后的人文精神。交流中特别提到大盛魁最后两任大掌柜：段履庄是抗日英雄，获国务院颁发的烈士证书，因拒绝为日军做事被折磨致死；继任者陈义则推动商号在改革开放后“重生”，延续了“诚信经营”的传统。

四、现实思考，历史文化推广的机遇与困境

尽管呼和浩特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也必须直面当前的推广困境。邓九刚先生坦言，相比福建、湖北、山西等省份对茶道文化的积极投入，“重视不足”，体现在认知偏差上。交流中提到，很多人将万里茶道简单理解为“卖茶叶的路”，却忽视其作为“亚欧大陆国际大通道”的多元价值，它不仅承载商业贸易，更传播宗教（如藏传佛教东传）、促进政治对话（如顺义王与明朝的册封往来）、推动文化融合（如晋商学习蒙语、着蒙服，形成“落地生根”的新群体）。正如邓九刚先生所说：“踏查大青山，北魏祭坛的历史，看到的是鲜卑、契丹、匈奴与汉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融合史，呼和浩特就是这段历史的支点。”

值得期待的是，当前机遇已显现：2012年，中国8省区联合蒙古国、俄罗斯成立“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申遗资料已准备就绪；大盛魁等商号借助“重走茶叶之路”活动（2012年二连浩特与茶道研究会各出60峰骆驼，从二连浩特走到湖南安化），重新走进公众视野；东方甄选等平台也开始关注呼和浩特的茶道文化，俞敏洪曾带队考察大盛魁，通过直播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商业遗产。

五、从历史中汲取自信，重塑茶道文化新坐标

交流活动的最后，邓九刚先生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呼和浩特不需要‘建设’地区中心城市，100年前它早就是了。”这座城市的豁达、大气、简单的性格，源于匈奴、鲜卑、契丹等多民族的长期交融。正如伊利、蒙牛的创始人虽为山西籍，却在呼和浩特成就国际乳业品牌，这种“包容共生”的基因，正是万里茶道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

邓九刚老师表示，呼和浩特若能进一步挖掘多民族商业历史、加强与沿线城市的文化联动、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定能重新激活万里茶道的活力。“当我们不再只说‘晋商’，而是讲‘蒙古族商人’‘喇嘛股东’‘落地生根的山西人’的故事时，才能真正还原万里茶道的全貌，让呼和浩特成为名副其实的茶道文化新坐标。”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