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之后的茶馆，从外部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并无太大差别，但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

大多数街头茶馆同过去一样，当街一面是可拆卸的木板门，里面则有竹靠椅、矮方桌、盖碗茶、铜茶壶等。

不过明显的变化是张贴的“莫谈国事”的告白不见了，“代之以歌颂共产党、新社会的新联语”。过去在一些茶馆里，店主如果受过点教育，也会在墙上撰写或贴古雅的诗词。但随着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茶馆的墙壁、柱头被用作张贴标语、文件、通知之处，提醒着人们政治是无处不在的。

民国时期，许多茶馆老板和雇员都加入过袍哥，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整饬的对象，因此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袍哥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据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该组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了3人空白及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也就是说，这个茶馆川剧艺人60%以上都有袍哥背景。当然，也有不少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茶馆及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前的学者都认为运动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但档案显示不少小商业者也受到整肃。在档案里，还有不少鸣放和反右的记录，如《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学习登记表》等，都是茶馆中政治斗争的反映。如吟啸茶社的经理马某，“政治身份”是“民建会员”，政治态度是“中左”。登记表中有“鸣放中的言论摘要”，这些言论有：“ 我认为工资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违反了高工资不降的原则”，“ 工会不对工人进行教育，只强调阶级观点”；还有“别人揭发的问题”一栏，如有人揭发马某曾经抱怨“ 政府根本不重视私方人员”。新蓉茶社的周某，“政治态度”被划为“中中”，鸣放中的言论包括：“ 工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有规格，不能任何个人都任领导”，“ 社会主义的企业是民主管理，我号就不民主”，又说“右派分子章乃器提的意见我同意”；在“鸣放中的态度”一栏中写道：“在鸣放中该人所放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他突出地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因而划他为中中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一栏中写道，“对斗争右派分子比较积极，能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但其内容不充分，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对这些人的行为和言论的管理，较之过去要严密得多。

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不得不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但同时得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论，以免惹祸上身。

根据评书艺人刘某所写的《本人简历》，他8岁时读私塾，后初小、高小毕业，读了7年，15岁时在鼓楼洞街水烟铺学徒3年，满师后在水烟铺工作到20岁，然后开始学讲评书和“讲圣谕”，并以此为生15年，“中间并无间断”。自1950年起，“专以讲评书为生活”，在沟头巷竹林茶社讲了3年。他曾在1944年参加“大成清吉社”，1947年由讲书的“旧工会”集体参加三青团。他因为是评书工会的小组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青团的小分队长。1950年他根据有关法令自首，1952年“恢复了人民权”，由曲改会派往参加土地改革宣传组。完成后回成都“还是评书生活”，还在文化局所安排的“曲艺艺人中心学习组学习”。

而有些艺人就没有那么好的结局了，有的由于过去的经历和演唱的内容而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如罗某，简阳县人，出身贫民，本人成分“自由职业”，为成都曲艺场评书演员，解放前为“袍哥五排，反共救国军中队长”，由于“登记自新”，所以没有受到管制。后来有人检举罗“系稽查处特务”，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官。但据1958年《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称，这个指控“待查”。根据这份材料，1949年后罗继续以讲评书为业，1953年参加曲艺场，1955年“因乱搞男女关系”，被书场开除。他后来到昌都、拉萨等地讲评书，“获利”七八千元，1957年4月又到成都曲艺场演出。

从这份材料看，罗××之所以被打成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因批评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有的通过他编写的节目表现出来。他的罪名包括：

（1）“编写反动评书、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中，罗将《新观察》刊登的《首长的衣冠》独幕讽刺剧，改编为评书，而被判定为“丑化党的干部，攻击党的领导”。这里说的“丑化”，就是评书中所讲的：“他们对上奉承，对下摆架子，耍威风。首长一摸烟，他就赶快点火；首长一拿茶，他就赶快去倒开水；首长一咳嗽，他就赶快拿痰盂。至于群众之痛痒，他是不管的，他们所唯一关心的是首长的印象。”

（2）“污蔑曲改政策，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污蔑曲改政策”，就是他在鸣放中说“戏曲改革有毛病”，在“贯彻上级取消封建神怪黄色、色情的指示中，都有粗暴行为，只说不准演唱一些戏，但不说为什么，造成许多艺人受迫害，个别艺人甚至寻死上吊”，而且批评：“在旧社会我们艺人受歧视，为什么新社会还是瞧不起我们艺人？”

（3）“演唱坏书、散布毒素。”材料称罗一贯“巧立名目”，演唱坏评书。他到凉山慰问解放军时，“未经领导审查”，又向解放军演唱“有毒素的坏书《打雷招亲》”，当时在解放军中“影响很坏”。

（4）“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材料称罗1957年回来后，说到有次看电影“观众中有人打枪，当场打死几个人”。

（5）“流氓成性，一贯乱搞男女关系。”材料说罗解放前“犯嫖滥赌”，1955年离婚，接着又结婚，在凉山慰问解放军时，与一个女演员“发生暧昧关系”。

以上所列的所谓“反社会主义”言行或所谓“历史问题”，背后原因或是在大鸣大放中对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或是表达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或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或是个人生活方式不当，等等。但由于195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这些都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茶馆经理和艺人不能继续在茶馆谋生，有的不得不关闭茶馆，有的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

罗的命运也反映了大量艺人的共同经历，这些民间艺人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新政权下继续谋生。他们无心介入政治，更不必说反党或反政府。正如有研究指出的，表演者具有讽刺意味的台词，不过是借用讽刺的方法来善意地指出上级和政府的不足与失误，期望帮助改进工作，促进社会发展，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

本文节选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1950年之后的茶馆，从外部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并无太大差别，但内部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