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青年作家王若虚围绕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遗神》在上海举办了两场新书分享会。活动聚焦《遗神》中“小说裨”的独特设定、架空历史的构建逻辑，以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边界探索，揭开了这部融合悬疑、历史与推理元素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轨迹。

从“采风者”到“破案人”

《遗神》的核心魅力，始于主角曲少毫“小说裨”的特殊身份。在书中虚构的东扬国，“小说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虚构写作者，而是负责搜集民间舆论、记录市井动向的底层官吏——这一设定源自王若虚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小说家”的重新发掘。

“古代小说家与现在的小说家是反过来的，更加类似于舆论的搜集者，可以去道听途说，最后把听到的信息整理出来再报上去，属于一种非虚构的性质。” 王若虚在分享中解释，这种“功能倒置”的设定，让曲少毫既是案件的调查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从‘小说裨’到‘核监官’，他既是断案人也是记事者，最后写下了一段属于无名之人的历史”。

“小说裨”的设定让作家阿来想到了他创作的《尘埃落定》中负责记录当权者言行的书记官，他指出“小说裨”的职能与古代采诗官、史官形成微妙对照：“采诗官搜集社情民意以达天庭，史官记录帝王言行以存史，而‘小说裨’记录的是民间的‘八卦’，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细节。”

推理小说研究者华斯比则认为，相较于传统推理小说中“记录者即助手”的模式，曲少毫的“小说裨”身份让“书写本身成为破案的武器”，“他的笔既能成为证据，也能成为把柄，这种设定在推理文学中是极具突破性的。”

在平行宇宙中追问历史与现实

《遗神》的另一个大胆尝试，是构建了一套从真实历史中分叉的“影子王朝”。故事以秦始皇博浪沙遇刺事件为节点——假设刺杀成功，历史由此转向，最终在14世纪形成了一个名为“东扬”的虚构国度。

王若虚将这种创作比作“危险驾驶”：“传统历史小说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路线既定；纯架空小说又像在天上飞，自由度极高；而《遗神》是两者结合，既要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又要在细节处制造合理的‘分叉’。”

为了让这个架空世界落地，王若虚付出了“自虐式”的努力：从博浪沙事件（公元前200多年）到14世纪的东扬国，他需要梳理近1600年的“平行历史”，小到官职体系，大到权力结构，都要符合逻辑推演。阿来对此深有感触：“创造一套完整的官制、社会体系，比写真实历史更难，这相当于重新设计一个文明的骨架。”

这种严谨让架空历史获得了独特的真实感。华斯比提到：“书中的东扬国看似虚构，却处处可见秦、汉、宋的影子，这种‘熟悉的陌生感’让历史悬疑更具张力——你知道它不是真的，却忍不住相信它可能发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