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武斌律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广强律师事务所制假售假、金融衍生品、数字经济、传销等经济犯罪辩护律师。专注于办理具体有一定理据的涉虚拟货币发行、虚拟矿机、OTC交易、合约交易等数字经济；大宗商品现货、期货、金融期货、外盘期货、买卖外汇、外汇对敲等金融衍生品；食品、药品、烟草制品等制假售假犯罪刑事案件。

#艺术品竞拍 #文交所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诈骗罪 #文玩竞拍

这是本人于2022年办理的一起文交所运营的文玩艺术品竞拍被控诈骗案，该起案件的基本事实就是：行为人依托某地文交所，搭建了一个文玩艺术品交易平台，平台分为文玩艺术品的竞拍区和对应的通证交易区；竞拍区由多个艺术品的供应商组成竞拍馆区，提供不同价格的艺术品，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竞拍；对应的通证交易区是将竞拍的艺术品的价格转换相应份额即通证，供参与人按照金融产品的交易模式实现T+0的通证交易。同时，平台设置了多轨制的奖励模式（直推奖+间推奖+管理奖+分红奖），供参与人参与交易。

具体运营模式和奖金模式可见如下的起诉意见书：

该案最后是以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其认为构成诈骗罪的主要逻辑在于：①用于竞拍的艺术品的质量低劣，价格虚高，；②平台赠送的通证无需任何成本，没有任何价值；③平台人为操纵艺术品的价格；④平台通过设置各种条件和规则引诱投资人投钱。

通过上述认定逻辑，可以看到侦查机关认为构成诈骗的关注点，是集中在竞拍的艺术品以及赠送的通证是否货真价实，是否有对应的成本和价值，如果没有任何价值，或者价值与宣传的不一致，那就是诈骗。

但是本案的艺术品及其通证是否真的毫无价值，以及即使产品存在有质劣价高的虚假宣传，是否就一定构成诈骗罪呢，这就为下一步的辩护工作埋下了伏笔。

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经过查阅卷宗，梳理证据材料，我们制定了轻罪辩护策略，即由诈骗罪辩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整个辩护过程从两大方面展开，一是证伪，即论证不构成诈骗罪；二是证成，即论证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在证伪阶段，我们先是说明起诉意见书指控的逻辑错误，即起诉意见书认定诈骗时，只关注艺术品和通证是否有价值，价值是否真实，而忽略了整个平台的运营规则以及宣传推广模式，将即使存在质劣价高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的欺诈成分，直接认定是诈骗行为。

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艺术品和通证的质量残缺，价值远高于成本价，就直接认为是诈骗，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化妆品、眼镜等行业，其成本往往也是很低，但销售出去的价格也是远高于成本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但当消费者知道实情后，也不会将其作为诈骗罪处理，而仅仅是认为有欺诈成分，选择退款退货。

其次是即使艺术品和通证质劣价廉，也正能印证是用于传销犯罪的道具，是传销犯罪的典型特征。传销犯罪的一个特征就是以提供商品或服务为名，即意味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只是个幌子或道具，不具有商品或服务的真正价值，满足不了使用商品或服务的需求。

在论证完起诉意见书的逻辑错误后，我们再次论证本案中不应以诈骗定罪的其他理由，而这一理由就是诈骗与传销区分的一个关键点，即本案中的参与人或者说投资者到底有没有受骗，其是否是因为被骗而参与项目。如果说参与人对整个平台的参与条件、获利规则、运营模式是知悉的，而是基于逐利目的，是为了获得发展剥削下线利益的机会，想通过拉人机制赚取超过本金的获利，那就不存在诈骗罪中的认识错误，以及是因为认识错误而投钱，而是自甘风险。

基于此，我们对案卷材料中投资人的笔录进行了逐一整理，发现，每个投资人都知道平台的加入条件，知道平台的多层级返利的规则，而且对这些规则非常熟悉；同时，我们整理了平台的宣传资料，发现其将平台的参与条件、奖励模式，均予以公开告知了投资人，并且与投资人签订了相应的风险告知书。由此，能够印证投资人没有陷入认识错误，没有受骗。

此外，我们还发现，投资人的笔录都提到，其参与平台的艺术品竞拍，大多都并不选择提货，而是选择转拍，其参与平台的竞拍不是为了购买艺术品本身，也不关注艺术品本身的质量和价值，就是为了能够高价转拍出去获利，这也足够印证投资人参与项目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获得艺术品，而是为了获得赚取的机会，因此，也就不存在是因为受骗而投入资金。

在证成阶段，我们极力去论证本案的层级性返利机制，即是利用拉人头返利设置的多轨制经营模式。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利用鉴定的后台数据进行说明，平台的模式与诈骗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具有“经营性”的特征。“经营性”体现为对项目本身的投入成本和对参与人的返利成本。

我们于是通过后台数据，梳理出平台人员在整个项目中投入的成本，其中包括技术开发成本，购买艺术品的成本、宣传推广成本，以及亏损成本，证明平台具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就是梳理出与层级性返利相关的返利成本，即平台给与参与人返利的数据，以此证明参与人的返利是平台支付的最大“经营性”成本。这一经营性成本就能体现与诈骗罪的不同的是，传销的行为人会将入门费用去参与人的返利，进而维系项目的正常运行，而诈骗的行为人不会将已骗取的资金还返还给不同的受骗者。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辩护，后来就得知，整个案件要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且在二次补充侦查对的方向就是围绕传销侦查。在得知案件要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后，就迎来了第二套辩护策略，即我的当事人是不是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接着我们又继续提交了当事人不是组织者、领导者，而是受单位指派的劳务性工作人员，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无罪辩护意见。

但当我们告知案件罪名已经改变后，当事人表示愿意认罪认罚，要求我们与办案人员协商认罪认罚事宜。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同时转换为量刑辩护，在当事人要求认罪认罚的前提下，认为其具有从犯、坦白、愿意退赃的情节，建议对其予以酌定不诉或者建议适用缓刑，在经过多轮谈判协商后，办案人员也表示如果认罪认罚能够建议适用缓刑，如果不认罪认罚，肯定是要诉。后再次经过与当事人协商，当事人愿意接受。至此，案件最终定性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我的当事人选择认罪认罚，拿到了缓刑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