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宋代社会的“设定集”，在扎实史料与犀利笔法之间，展开一个比电视剧更真实也更精彩的“大宋世界”。

宋史大家游彪老师倾注多年心血，用史家的目光，带你走进史书阴影下的那些角落：从王公贵胄的日常，到僧侣道士的“下凡”，再到边军士卒的沉默命运，一幕幕宋人真实生活的切面，将随着本书缓缓展开。

现在，

请随我们一起，

拉开这场关于宋代社会的历史舞台幕布

一幕：宗室与官宦子弟

在前几年大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朱一龙饰演的小公爷齐衡一角深入人心。剧中的他，是平宁郡主与齐国公之子，出身显赫，却不依赖家族荫补，而是选择通过科举入仕。风度翩翩、勤学上进的齐衡，就像是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

那么，如果把齐衡放进真实的宋代社会，他的仕途轨迹又会如何呢？

在《宋代社会的切面》中，游彪老师专门梳理了宋代宗室和贵族子弟的荫补制度，特别指出郡主、县主一系的亲属在授官上的诸多限制。早在宋真宗时期，朝廷就开始系统规范郡主亲属的荫补权限：从咸平五年（1002年）开始，郡主、县主若请求亲属升官，其授予的最高职务仅限“殿直”——即中下级武职；次年更进一步明确规定：这些荫补来的官职不能再升迁。

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改革更为严格：郡主只能在“郊礼”时请求为其亲生子荫补幕职（秘书、文书类小官），若想为孙或庶子争取职位，则需要两次郊礼，即约六年时间，才能推荐一人。而她的丈夫家族，则彻底被排除在荫补名单之外。这些限制多由时人忧虑“宗室外戚权势膨胀”所设，甚至对嫡庶之别也做了明确划分。

从制度上看，身处宋仁宗时期，平宁郡主的确可以在郊礼时上奏朝廷，请求荫补齐衡为低阶文官或幕职官。但这并不是“保送仕途”的通道：官位低、晋升难、地位不稳。荫补虽然比白身百姓“近水楼台”，但仍远不如科举“名正言顺”。

更关键的是，宋代仕途讲究“出身”。所谓“有出身”，尤其是进士出身，是官员身份、地位乃至仕途能见度的关键。没有出身，意味着晋升受限、地位边缘，甚至难以获得实权任命。因此，哪怕已有荫补职位，不少官宦子弟仍要参加科考，以谋求真正的“正途”。

游彪老师在书中指出，这也是宋代“崇文抑武”社会风气的体现：荫补固然为贵胄开了门，但进士出身才是通天之路。那么齐衡的抉择，也许并不是“放弃特权”那么简单。他的“清贵”选择，在真实的宋代社会环境中中，反倒是权衡现实、追求仕途上限的理智之举。

二幕

宋代出家人的营生

说到出家人，你会想到什么？是佛前清灯、道观静修？是超脱尘世、戒贪戒欲？

但在宋代，这些想象恐怕都要“让一让”。

游彪老师在《宋代社会的切面》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真实的图景：在这个商业与城市高度繁荣的时代，寺院和道观早已不仅是信仰的空间，更是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而僧人、道士，也不只是持斋念经的修行者，更是手握田产、经营产业、甚至放贷取息的“宗教资本家”。

这一切，并非混乱无序的偶然现象。恰恰相反，宋代是中国古代宗教管理法制最成熟的时代之一。南宋宁宗年间编纂的《庆元条法事类》，全书八十卷中专设《道释门》两卷，专门规范寺观、僧尼的行政、经济、礼仪与法律事务。这些制度既有助于抑制寺院权力膨胀，也为国家对宗教经济的整合提供了法理基础。

在此背景下，宋代寺院普遍拥有田产、铺面、碾坊、水磨等手工业设施，不少还开设高利贷业务，以佛祖“允许三宝之财放息”的经典条文为合法外衣，广泛参与货币借贷。正如游彪老师指出的：“他们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一声“听之”，似乎便解开了律法与贪利之间的伦理困境。

这些看似“违背出世”的行为，其实正是宋代社会高度商品化的自然延伸。当高利贷成为获利手段，当僧人手握财富再难退回“苦修”的原点，宗教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而是社会经济生态中的活跃一环。佛门亦有账房，道观也讲收支。

相比佛教，道教更早、更深地扎根于民间。它以符箓、斋醮、祈福、驱鬼等外在形式，渗透进宋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婚丧嫁娶的仪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道教构建出一个“全民想象的超自然系统”——在现实不解时，人们投向玄妙之力，在人事无法时，寄望神灵回应。信仰与娱乐、安慰与求利、传统与创新交织成一种“民间宗教实践”的现实景观。

今天回头看，我们可能会惊讶于僧道如此“入世”的程度，但在宋人眼中，这正是日常。这些神灵的庙宇和僧尼的身影，不是社会的例外，而正是它最真实的组成部分。

在这幕舞台上，宗教既不是隐退的桃花源，也不是至高的圣殿，它是一间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商铺，是一套“制度化的信仰机制”，也是一个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最世俗、最真实的中国社会。

三幕：

士兵与国家政权

提到宋代，“冗官”“冗兵“是最常见的标签。但问题不在于“兵”，而在于“制”——宋代冗兵冗费、积弱不振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制度理想与现实妥协之间，持续百年的慢性溃败。

在《宋代社会的切面》中，游彪老师将目光投向军队内部，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主线上少有声音的士兵。他们是帝国权力的执行者，也是在复杂制度夹缝中挣扎求生的“沉默人群”。 然而，如何理解这一层次的沉默？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士兵成为了“冗兵”？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了国家体制无法摆脱的“负担”？

制度的初衷与现实的背离

宋朝初期，赵匡胤设立的拣选制度原本是为了避免五代时期“兵员过剩”和“冗兵冗费”的问题。制度的理想很简单：通过精兵强将、内重外轻的兵力布局，确保边疆安定的同时，也最大化地减少财政负担。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制度的初衷与实际执行之间的落差愈加明显。

长期对峙中的冗兵问题

在与辽、西夏的长期对峙中，冗兵问题并非短期能解决的难题。每当边疆发生冲突，朝廷的反应往往是迅速增兵，而非从根本上提升军队的质量。朝廷依赖的是数量上的扩充，通过不断招募新兵来填补空缺。然而，这种应急性的增兵并没有解决军队质量的问题，反而使冗兵现象更加严重。尽管朝廷明确要求精兵简政，但边境的将领和地方官员却一再要求增兵，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外部威胁。

这一过程中，士兵成为了一个不断“膨胀”的群体，而这些“冗兵”并未真正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相反，冗兵的存在让整个军事体系陷入了混乱。许多原本不具备作战能力的士兵被迫参军，这使得军队的作战能力与其庞大的兵员数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断层。

军队体制的失败：冗兵与国家负担

在长期的战争与和平变换中，宋朝未能有效地调整和优化兵制。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下，士兵们逐渐沦为体制下无法消化的“负担”。随着制度的松动，士兵的年限一度延长，许多士兵即使无法参与战斗，依旧被编入军队，成为“剩员”。这些士兵没有退役保障，只能依赖国家支付的微薄军饷，最后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生存。

随着冗兵和老弱士兵的增多，军队的活力逐渐消失。尽管宋朝在多个历史阶段采取了裁兵运动，但这些改革往往因边防压力和地方利益的博弈而未能深入推进。每当冗兵被裁撤，地方和边疆将领便以“战事未休”作为理由，要求朝廷重新增兵。而这种循环反复的政策，使得宋朝军队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冗兵问题。

“冗兵冗费”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过错，而是宋朝兵制慢性溃败的必然结果。正如游彪老师在书中所述，这些士兵是“沉默人群”，他们被夹在制度的缝隙中，挣扎求生。随着制度理想的逐渐失衡，这些“冗兵”不仅成为了军队的累赘，也使得国家的财政负担和军队的战斗力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冗兵冗费问题的持续存在，成了宋朝无法逾越的难题，影响了整个帝国的稳定与发展。

终

幕

三幕落尽，帷幕低垂，我们跟随游彪老师的笔触，看到了不一样的大宋社会：既非纸上谈兵的制度条文，也非灯火阑珊的宫闱传说，而是藏在典章制度与边角人物之间的真实切面。

宗室子弟的荫补与挣扎、僧人与寺院的世俗与利益、士兵们在制度夹缝中的沉默与漂泊……这些都不是主角，却在游彪老师的历史剧场中，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这是《宋代社会的切面》的意义所在——它既不迎合叙事潮流，也不回避制度沉疴，而是以一位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揭示了宋代社会的复杂面貌。游老师并没有选择聚焦在权力的中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群体和人物。这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更是对历史本身的深刻尊重。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教科书所描绘的截然不同的宋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纠结、挣扎与妥协的社会。

当我们翻开书页，不再只是看到“大宋”这个王朝的宏大叙事，而是进入了那些边缘人物的世界——他们或许不在史册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他们的命运，却在游老师的笔下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历史的主角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而在游老师的书中，我们发现那些“无声的群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选择，也同样构成了这段历史的脉络

每一次我们从书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如何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重新定义权力、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游彪老师通过《宋代社会的切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它不仅是历史的研究，更是对历史的情感和责任的表达。

这本书的出版，并非只是学术的成果。它背后还承载着一份深深的情感，那便是游老师对历史的热爱与执着。这不仅仅是游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缩影，更是他对学术的责任感与情怀的真实写照。游彪老师的遗作，犹如一颗历史的种子，埋藏在岁月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继续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真实与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