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 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
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
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
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
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
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
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
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
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 “佛”名其茶。
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
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大力宣扬“仁”即爱人的忠恕之道的同时,强调“仁”的实行要以“礼”为规范,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国理念。
中国茶道,也多方体现儒家中庸之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并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与浩翰宇宙和神奇的太空相比,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实在太小,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技术进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便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在寻求解决人类之间矛盾冲突的办法时,东方人多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指导,清醒、理智、平和、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在解决人与自然冲突时则强调“天人合一”、“五行协调”。
儒家这些思想在中国茶俗中有充分体现。机械唯物论认为,水火不相容。但被儒家推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认为,水火完全背离是“未济”卦,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水火交融才是成功的条件,叫“既济”卦。
茶圣陆羽根据这个理论创制的八卦煮茶风炉就运用了《易经》中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中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因为,“坎”在八卦中为水,巽代表风,离在八卦中代表火。
在风炉三足间设三空,于炉内设三格,一格书“翟”(火鸟),绘“离”的卦形;一格书“坎”,绘坎卦图样;另一格书“彪”(风兽)给巽卦。
总的意思表示风能兴火,火能煮水,并在炉足上写“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中国茶道在这里把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儒学认为天地人文都在情感理性群体和谐相处之中。“体用不二”,“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稼耕之中”,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人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切顺其自然,诚心诚意对待生活,不必超越时空去追求灵魂不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就是说,合于天性,合于自然,穷神达化,你便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快乐,达到人生极致。
我国茶文化中清新、自然、达观、热情、包容的精神,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充分,客观而实际的表达。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其一曰“苦”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
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
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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