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悄然离世。这位老人一生历尽磨难，最终在悲愤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便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的试卷如今天仍被保存下来，字迹清秀，工整得近乎完美，宛如印刷体一般，令人叹为观止。仔细端详这些字，仿佛能感受到当年他挥毫洒墨时的专注与心境。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感慨，身为状元的他应当风光无限，何以最终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呢？

刘春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尽管如此，他的父亲凭借努力在济南谋得了一份衙门工作，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了知府家的佣人。两位长辈虽辛勤工作，却少有时间照料刘春霖的成长。因此，当刘春霖即将五岁时，父母决定将他托付给大儿子和儿媳，在保定生活并接受教育。

年幼的刘春霖便展现出对学习的浓厚兴趣，他在短短三年内便能熟练背诵许多经典文章，这令照料他的哥嫂大为惊讶。于是，他们和远在济南的父母商议后，决定将他送往保定的莲池书院，那里是当时颇具声望的学府。进入书院后，刘春霖如鱼得水，专心致志地钻研诗文，功课上也没有丝毫松懈。

院长吴汝纶见他才智过人，十分喜爱这位勤奋好学的小孩，开始重点培养他。刘春霖就在莲池书院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在那里汲取知识、陶冶情操，为未来的科举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家人的鼓励，刘春霖参加了科举考试，并最终成功进入了殿试环节，这一突破让整个刘家都为之震惊。然而，殿试的过程更为戏剧化，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在审阅考卷时所做的决定。

当时，与刘春霖同场竞争的学子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的朱汝珍，他的文章得到了慈禧的赞赏，但当她看到朱汝珍的名字时，忽然想起了曾与珍妃的往事，心中一阵愤怒。她不仅对朱汝珍心生不满，甚至对广东籍的学子产生了偏见，认为他们可能会受到地方官员的影响，威胁到她的统治。于是，慈禧便决定忽视朱汝珍的才华，转而关注其他学子的文章。当她看到刘春霖的作品时，不仅被其字迹和文采打动，还认为他的名字“刘春霖”象征着吉祥，恰好符合她对吉兆的渴望，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宣布他为状元。

作为当年“吉兆”般的状元，刘春霖获得了极高的期待，并被授予翰林修撰的官职。仅仅一年后，他便被派往日本留学，赴日深造。在两年后归国后，他致力于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后担任了福建和北洋学校的文学指导。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春霖又成为了袁世凯的内史秘书，参与文学事务，并在内政日益混乱的时局中，继续在国务府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一次，山东举行了祭孔大典，场面庄严且礼节繁琐。由于当时的国务大臣有其他要务，便将主持大典的重任交给了刘春霖。

这一大典让刘春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众多文人雅士都对他为人谦和、礼仪得体，主持仪式井然有序称赞不已。大典后，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报纸上，人们纷纷称他为名副其实的状元。回到北平后，刘春霖迅速得到了政界的青睐和提拔，似乎前途光明。然而，事情往往不如人愿，刘春霖很快引起了某些高级官员的注意，他们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尽管如此，刘春霖从未屈服于权力的诱惑，他始终坚持独善其身。渐渐地，他的孤高态度引来了某些官员的嫉恨和打压。面对国内的政局混乱，刘春霖选择辞官南下，前往上海。到了上海后，他潜心研究学问，收藏古籍，资助学子，并且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刘春霖依然时常怀念故土，最终回到了北平和家人团聚。不久后，刘春霖就接到了旧日同僚王揖唐的来访，王揖唐曾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凭借这一关系，王揖唐试图说服他出任伪满洲国北平市长一职。但当刘春霖听到王揖唐的提议时，他愤怒至极，与王揖唐大吵一架，双方不欢而散。

随后，日伪当局屡次邀请刘春霖担任教育局长等职务，他均以健康问题为由婉拒。刘春霖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处于日军的压力之下，却依然没有屈从于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他听闻黄河水患灾民流离失所，于是出资帮助数百户灾民定居内蒙古，并创办学校，资助学生。刘春霖因此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

然而，王揖唐依然心怀怨恨，借着日军的势力企图再次迫使刘春霖为日伪效力。刘春霖坚决拒绝，这引发了王揖唐的愤怒。第二天，王揖唐派兵侵入刘家，将其家人赶上街头，并洗劫了刘家。刘春霖和家人被迫流离失所，他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饱受折磨。

经过一番努力，刘春霖的家人筹集了巨款，最终将他赎回，并夺回了家园。然而，长年累月的折磨和打压令这位曾经的状元身心俱疲，最终他在1944年含泪离世。

为了避免日伪的进一步迫害，刘春霖的家人将他的遗体悄悄葬在了保定老家。此后，保定以及各方人士为他收集整理了事迹，并在莲池书院的墙壁上镌刻了他的名字，河南博物馆也保存了他的考卷，供后人瞻仰。刘春霖虽然身逢乱世，却始终坚守自己的道义与尊严，他的一生可谓正直坦荡，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