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往往越激烈，中国社会的团结反应也越明显。美国政客在听证会上摔文件，媒体也不断对中国进行抨击，但这些外部的压力却往往使中国民众更加团结。很多美国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团结的心态是如何形成的。

在美国的眼中，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合约关系：国家提供机会和安全，公民则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媒体讨论的问题总围绕着一个核心：纳税人的钱是否值得。这种思维模式具体到对外施压时，就是精确计算：打击哪个行业，封锁哪家企业，扶持哪个势力，以促使对方内部产生分裂和互相推卸责任。这种方式在许多地方确实有效：如果把一个核心企业打垮，失业率上升，国家的信任度下降，社会出现裂痕，外部力量再加以推动，的确可以让局势失控。问题是，美国把中国也当成了这种标准模式，甚至过于自信，认为只要加大压力，一定会产生效果。但事实一再提醒他们，中国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操控的对象。

在中国的文化中，虽然平时大家各自忙于工作，抱怨房价和政策，但一旦国家陷入危机，很多人会潜意识里认为，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困境。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他率领的军队深入不产粮的荒地，后方补给非常紧张。那时没有现代物流和电商平台，但依然有许多小商贩从天津杨柳青一路跟随，挑着扁担带着膏药、针线、年画等不起眼的物品，冒着饿死和生病的风险跟随大军。这些物品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膏药帮助伤兵恢复，年画带来了家乡的温暖和希望。其实，这些商贩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守住边疆，让后方的家乡、城镇、孩子能够安稳。用美国的逻辑来看，这些人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津贴，补给线上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还要冒险跟随？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答案很简单：这支队伍守住了边疆，后面的人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证明。抗战时期，杨靖宇将军带领的队伍被困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没有粮食和弹药，忍饥挨饿，靠吃树皮、草根等维持生存，却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直到牺牲。日军在解剖他时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但依然能够维持战斗状态。美国人最难理解的就是，中国人往往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外部对某个行业或企业的打击，往往会激发起普通民众的集体防御心理。

无论是在左宗棠时代，还是在东北的雪林中，这种群体命运的捆绑关系比任何合约都要牢固。因此，外部的精准打击往往变成了整合内部情绪的催化剂。灾难发生时，这种感觉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团结？有人可能会问，在极限环境下，普通人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为何中国社会每次遇到极端考验时，反而会变得更加团结？许多生物在恶劣环境下会进入休眠状态，减少消耗，集中力量保护最重要的部分。而中国社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类似于这种现象：整体放慢节奏，非必要的需求暂时放下，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集中于最重要的目标，一旦度过难关，社会系统便会逐步恢复。即便在和平时期，这种机制依然存在，只是转化为其他形式。

1998年大洪水时，大堤就是底线，只要大堤不垮，重建的机会就还在。汶川地震时，救援工作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许多人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接投身到灾区进行援助。表面看这些行为有些不计后果，但本质上是通过本能判断：先守住关键节点，再考虑其他问题。

近年来，外部压力变成了关税战、科技封锁等形式，打击的点越来越细，名义上是为了规则和安全。根据美国一些智库的预测，在持续的高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失业率上升，社会情绪低落，信心危机将出现，从而影响人们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认同。确实，现实带来了压力，增长不像过去那么轻松，产业链被迫调整，企业和劳动者都在寻找新机会。

然而，拉长时间来看，却能发现另一种现象：面对芯片封锁，国家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各地开始弥补短板，产业圈内对卡脖子技术的警觉性显著提高，社会对关键技术的关注度也大大增加。过去曾热炒的概念产业降温，耐心从事硬科技和制造业的企业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美国最意外的是，以为加大压力会激起政治不满，结果却促进了长期主义的升温。尽管仍有抱怨和焦虑，但中国民众那种再难也要自己一寸一寸往前走的情绪并未改变。这与一些国家在危机中迅速崩溃、放弃的情况截然不同。

许多人在面对国家大事时，会不自觉地多想一步：未来将会如何？这种思维一旦产生，便很难彻底放弃。无论外界如何喊话，中国民众的反应是：小日子照顾好，国家大事别拖后腿。每一次危机后，这种硬扛协议都会在无形中得到升级。美国习惯于根据短期数据评估，而中国社会则更注重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这种时间观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应对外部压力的方式上。

中国的国家认同并非仅凭法律和制度来建立，更多的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和亲情、乡土情感紧密相连。家国情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生长。当外部的压力加大时，许多中国人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抱怨，但一旦涉及主权、安全、发展空间等底线问题，他们的态度依然坚定：我们可以争论政策，但不会轻易分裂。这正是外部力量所无法撼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