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13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2月19日刊登题为《误读伊朗：评斯科特·安德森新书<王之王：伊朗革命——一个关于傲慢、妄想与灾难性误判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欧亚集团基金会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全文摘编如下：

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取而代之的是敌视美国的伊斯兰政权，这标志着美国在中东近乎持续介入的新阶段正式开启。近50年后，我们见证了数场战争、一次长期占领，以及（最近）美国首次对伊朗本土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

斯科特·安德森的新作《王之王》以生动活泼的笔触，重新聚焦于1978年至1979年的那些灾难性事件。该书着重探讨了美国政策制定的惰性，以及政治变革具有的混乱且不可预见的本质。在伊朗政策陷入僵局、其国内局势显示出重大且难以预测的转变即将到来之际，这些主题引发了强烈共鸣。

伊朗革命是极具可读性的题材，且安德森在叙述中刻意展现了那些耸人听闻的元素。任何对相关事件略有了解（或有记忆）的人，对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陌生：一个正在快速现代化的伊朗、日益激进的民众、一位优柔寡断、极度依赖冷漠的美国的国王。再加上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疏忽与短视，一场革命的所有要素已然齐备。最终，这场革命在激烈的街头冲突中达到高潮，一位流亡海外的神权政治家凯旋，短短几个月内便从无名之辈一跃成为绝对权力的掌控者。

安德森通过最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对部分事件参与者的采访，为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增添了新的色彩与深度。对安德森的叙事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位高权重且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所提供的信息，他们当时就已察觉到国王的统治如纸牌屋般摇摇欲坠，并试图推动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政府采取行动，然而彼时的卡特政府心思分散，这些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

相较于探究革命的起因，安德森更热衷于剖析革命混乱无序的本质。事件的发展如旋风般迅猛。不过，他最终提出，1978年至1979年的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安德森的叙述中，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与个人因素相关。1953年8月，美国出手干预，协助推翻了宪政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随后美国官员选择扶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组建新的亲西方政府。在安德森的笔下，这位国王是悲剧性人物，他成了“历史的囚徒”。

其二是结构性原因，这源于美国与巴列维治下的伊朗之间的关系本质。1953年美国扶持巴列维上台后，在此后的数年里便别无选择，只能一路支持他，因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已经铲除了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巴列维国王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同时也是主要石油供应者以及美国武器系统的主要采购商。由此，美国的政策陷入僵局，承认国王统治日益不稳的事实被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华盛顿的政策之所以失败，正是源于这种政策上的惰性。

尽管安德森对伊朗的内部动态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当他将焦点放在美国因素上时，分析最为犀利。美国政府未能察觉到巴列维政权即将崩溃，这无疑是情报失败的典型案例。该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策制定必须具备动态性与创造性，而最重要的是，要以对实际情况的清晰认知为依据。

从安德森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可能重蹈在伊朗革命前那种傲慢自大与判断失误的风险。尽管美国的军事打击对伊朗的核计划造成了破坏，但并未将其“彻底摧毁”。美国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利用当前的危机开启新一轮外交谈判，反而选择了脱离接触。

如今，在伊朗内部政治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美国再次失焦。为应对突发事件，美国需要拥有具备实地经验的专业人才。然而，特朗普大幅削减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人员编制，仅依赖一小群内部人士的建议。如今，他正面临着成为下一个卡特的风险：心思分散，只能被动追赶那些发展速度远超华盛顿决策进程的事态。（编译/郭骏）

《王之王》一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