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在书房。文汇报 范家乐摄

听闻自己荣获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刘放桐先生很意外，旋即又多了几分开心与欣慰：面向文化艺术的奖项把目光投向了学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以求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在我国创立、发展到今天呈现出繁荣景象，刘放桐亲历其间，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如今91岁的他依然笔耕不辍。

现代西方哲学全国招收三名研究生，他是其一

直到今天，刘放桐讲起话来，依旧湘味儿很浓。

1950年，16岁的刘放桐以同等学力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随着学习的深入，哲学课引起了他的兴趣。哲学对刘放桐的吸引有迹可循，因为家境贫困，刘放桐只断续读了两年中学，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看书自学，作为一个“偏科生”，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了数学、物理的学习上，思考问题、找寻规律，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早期的思维训练。

大学一二年级时，刘放桐已经尝试翻译工作。而在读大学之前，他从未接触过所翻译文章的语种。谈及“速成”经验，老先生呵呵一笑：我比一般人更能吃苦，定下学什么，我就非要把它学会不可。

1954年，刘放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做编辑。期间，一些批判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的文章进入他的视野。这类批判文章格式固定、千篇一律，他想探个究竟。为此，刘放桐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淘到不少书，开始细细研究。看的书越多，他的感觉越清晰：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他决心坐一坐这张“冷板凳”。“我定好了方向，一辈子就干这个事情。回头看，我之所以做出了一些成果正是缘于我研究得早一点，花的时间多一点，一研究就是几十年。”

1956年底，刘放桐进入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学习。那一年，这一专业全国只招了三个研究生，也是唯一一届副博士研究生——除了刘放桐，还有北京大学的陈启伟、中国社科院的汝信。此后，三人在各自重点研究领域深耕，从不同方向推动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这两位现在都健在，可能研究西方哲学会长寿。”刘放桐开着玩笑，面色如春风和煦。

“无论看什么内容都要先经过自己的脑袋”

1961年，“青椒”刘放桐进入复旦大学工作。当时，全增嘏先生正在开设“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涉及诸多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刘放桐从课程辅导做起，第二年就全面接手了这门课的教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建设任务。

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人，许多都从刘放桐的书里得到过滋养——1981年，由他编写的《现代西方哲学》一经上架，便成为畅销书。这完全出乎刘放桐的意料，“后来想想，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希望多获取一些外面的信息”。当时，自谦“第一版书籍还有些粗糙”的刘放桐倍感压力，甚至对出版社提出“能不能少印一点”的请求。与《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几乎同期的是，全国的大学开始陆续设立哲学系，这本书被教育部选定作为全国统编教材本。

《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对恢复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开拓性作用。该书于1990年和2000年又推出修订版。

刘放桐曾经为杜威实用主义的翻译和引入倾注心血，但在他的身上却很难看出受某个学术流派明显影响的痕迹。“我有一点很坚持，看到的东西都要先经过自己的脑袋，我不会盲目相信。”探索、沟通、超越，是刘放桐秉持的研究方法。“看书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会通过看书积累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然后，把所有我脑子里的新旧知识、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沟通比较；超越，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创新提出一些观点。我看书或者写教材，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步骤。”基于这一研究习惯，刘放桐很早就开始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可谓开风气之先。“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较早，会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学习目的很明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刘放桐说。

几十年过去，坚持研究已经变成了生活习惯。去年住院期间，他在病床旁边支起了一个小桌子写东西看材料，以至于“在医院都出名了”。在家中，刘放桐最常待的便是书房。书房一面临窗，剩下三面全排满了书——这是他最自在的地方，“有时候下意识就会跑到书房里，坐下后，不自觉就想看点什么，研究些什么。”老先生的笔记本电脑保持着常开状态，“我正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写一写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在中国一路走来的过程，写了40万字。”

“其实已经可以出版了。”刘放桐的夫人在一旁补充道，“他不肯，还不满意，要再磨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