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西省博物馆的一场展览意外卷入了一场舆论旋涡。在“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中，借展自故宫博物院的米芾《行书三札卷》，被一位书法爱好者博主及其团队质疑为“印刷品”。尽管江西省博物馆在12月28日晚迅速发布严正声明，明确该展品为原件，且流程完全符合国家规定，但这场以“打假”为名的网络狂欢，已经在算法的助推下完成了一次对专业主义的粗暴践踏。

当“打假”不再以求真为目标，而是以制造悬疑、放大对立、获取流量为终点时，它便不再是公共监督，而更接近一门熟练运作的生意。

常识在很多时候是奢侈品。在文物鉴定中，有些物理逻辑是不可逾越的“铁律”。例如：墨是无法书写在油性印泥之上的。墨汁作为水性材料，而古代及现代的印泥多为油性或准油性体系，两者在微观上呈现出天然的排斥性。更进一步说，在米芾生活的宋元之际，印泥正处于从水基向油基过渡的阶段，多以水或蜂蜜调和朱砂，且缺乏后世艾绒那样的纤维介质。这意味着宋代的印泥遮蔽力极弱，附着性不足，极易脱落。正因如此，鉴定元代以前的古画，往往需要极其细致地观察才能分辨出印章与墨迹的覆盖关系。

然而，在短视频的镜头下，这些特性被简单粗暴地简化为“看图断案”。质疑者拿着网络上经过多次压缩、对比度失真、甚至像素模糊的截图，对着镜头大谈“印刷痕迹”，这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荒谬。米芾《三札》中的《长至帖》《韩马帖》与《新恩帖》，其用纸、纸性、砑光工艺完全不同，直接决定了墨色在纸上的凝结状态。比如《长至帖》所用的砑光纸，表面平整如镜，高浓度的墨汁凝结其上，在博物馆的射灯照射下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反光，这恰恰是宋人“尚黑”用墨习惯的实证，而非所谓的“印刷反光”。这种将错误的方法包装成“惊人结论”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制造噪音，而非寻找真相。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这种“半吊子打假”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成体系的逻辑闭环。从所谓的“国宝帮”到近年盛行的“西方文明伪史论”，再到如今对博物馆珍藏的“大鸣大放”，其背后的心理动因如出一辙：对严谨的专业体系缺乏起码的敬畏，却对姿态本身产生了近乎偏执的迷恋。在一些流量博主眼中，事实核查是枯燥且低效的，而“揭穿阴谋”和“挑战权威”则是充满快感的。

这种现象令人不由得联想到《三体》开头的场景：一群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乌合之众，凭借着满腔的热血与对他人的恶意，就能理直气壮地站在讲台上，质疑并摧毁一个老教授毕生的学术能力。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不少专业机构与学术体系，正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当一个个营销号自媒体在镜头前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这是印的”，他并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学术成本或法律代价，但他却成功地动员了成千上万缺乏辨别能力的网民，将公共文化空间瞬间变成了一场“站队”的战场。

文物鉴定是一门高度专业的综合学科，涉及材料学、工艺史、文献学、流传轨迹等多个维度的交叉印证，它从来不是几张高倍放大镜下的截图，或几段煽情的旁白可以取代的。一个健康的、具有批判思维的社会，确实需要质疑精神，但真正的质疑精神必须建立在基本事实与专业方法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流量的贪婪与对专业的傲慢之上。

一些自诩“懂行”的内容生产者，对平台机制与情绪动员极为熟练。他们深知，复杂的学术讨论难以传播，而“惊天造假”“全体被骗”却天然具备扩散力。于是，专业问题被压缩为立场对立，公共文化空间被改造为站队现场。

他们看似在为大众“扫盲”，实则是在传播更深层的无知。他们将复杂的学术问题极简化、立场化，引导公众产生一种“专家都在骗人，只有我在思考”的虚假智力优越感。当专业机构尚未完成内部核查，结论却已在评论区提前宣判。 如果这种风气继续蔓延，博物馆将不再是文明的殿堂，而沦为流量的靶场；学术研究也将不再是理性的追求，而沦为段子的素材。

流量的退潮往往很快，但其留下的狼藉却需要时间去清扫。公共讨论不能没有理性的地基，对知识的尊重是社会文明的最后防线。在算法与情绪的洪流中，保持一份对专业的礼敬，保持一份对常识的坚守，才不至于让我们的文明记忆，在一次次“打假狂欢”中被碎片化、被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