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3日，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办、哈佛燕京学社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集刊协办的“东西方书籍史与文学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郝田虎教授召集，邀请了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佐治亚州立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工作语言为英语。工作坊围绕手稿文化与文本生成、东西方书籍史、物质性与多媒介、跨文化接受与经典重构、性别与作者身份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带来学界新视野、新观点、新方法。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何莲珍教授、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李若虹博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莲珍教授热烈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浙江大学，并简要介绍了杭州的中外交流史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情况。她指出，本次工作坊以书籍史和文学研究为核心，具有国际化、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她期待本次会议能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与创新发展，并预祝工作坊圆满成功。李若虹博士自美国线上致辞，表达了哈佛燕京学社对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活动的支持。她简要回顾了学社的历史，期待嘉宾们能借此机会深入交流，彰显多元学术风采。工作坊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屈文生教授主持。

第一场主题报告由哈佛大学David Stern教授和耶鲁大学Ardis Butterfield教授主讲，上海财经大学王献华教授和浙江大学张炼研究员分别评议，宾夕法尼亚大学Kathryn Hellerstein教授主持。

David Stern教授首先带来题为“开封犹太社群的手稿”的学术报告。他聚焦于中世纪及早期现代开封犹太社群所留下的独特希伯来语手稿，探讨在印刷术普及背景下依然活跃的手抄本文化。Stern教授以美国图书馆珍藏的该社群的《托拉》经卷、公共图书及《哈加达》等文献为例，展示这些手稿是出于何种特殊原因而被制作与流传的，并由此进一步揭示当时犹太社群成员的真实生活面貌，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融合历程。Ardis Butterfield教授发表了题为“理查德·希尔之书：16世纪早期一名伦敦商人短诗品味溯源”的报告。她从现藏牛津大学图书馆的16世纪伦敦杂货商理查德·希尔的一部私人手稿入手，重点追踪手稿中的一组颂歌的流变。通过对比早期文献中的不同抄本，Butterfield教授揭示了这些短诗在数十年间如何因抄写者和编纂者的不同而发生形态与长度的演变。她指出，颂歌多变的形态正是口头吟唱与书面记录等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John Rumrich教授和浙江大学沈弘教授主讲，佐治亚州立大学Stephen Dobranski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徐嘉教授分别评议，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主持。

Rumrich教授的报告题为“弥尔顿失明后著述的口述/听觉‘前文本’”。他从文本研究出发，重点考察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失明后依赖家人和助手进行口述的独特创作模式，并将其与他早期的手稿进行对比。Rumrich教授不仅探讨了“口述—听写”的协作过程如何影响了文本的生成及其后的接受史，还将弥尔顿的案例与中国当代作家蓝野针等其他视障作家进行跨时空比较，分析不同技术语境和历史变迁对作者应对失明策略的影响。沈弘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弥尔顿是如何为其构想中的民族史诗选择主人公的？”。通过深入分析弥尔顿的札记书及其早期著作，沈教授探讨了弥尔顿深入研读英国早期历史后，其历史观与文化立场耐人寻味的转变过程，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弥尔顿最终背离凯尔特传说中的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主题，转而拥抱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这一思想演变的轨迹。

第三场主题报告由山东大学何朝晖教授、香港大学宋刚副教授和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主讲，浙江大学陈瑞峰研究员、冯婧研究员和耶鲁大学Ardis Butterfield教授分别评议，上海财经大学王献华教授主持。

何朝晖教授以“悦读之乐：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休闲阅读家具”为题，深入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辅助阅读家具欹案、懒架及卧读书架的起源与演变，指出部分设计可追溯至曹操或唐代，并在明清时期演变为功能完善的“躺读”工具。何教授认为，这类家具不仅是古代休闲阅读文化的象征，更为当代阅读实践提供了有趣的历史参照。宋刚副教授以“17世纪中国的耶稣会士印刷活动”为题，考察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福州、泉州和杭州等地兴起的宗教印刷文化，揭示了这一现象如何借助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进步而快速发展，成功融入本地传统，从而成为17世纪中欧跨文化交流的关键一环。郝田虎教授以“《英国文学手稿目录》（CELM）修订工作的最新进展”为题，结合他对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的17世纪手稿札记书《缪斯的花园》和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桑克罗夫特文稿（Sancroft papers）的实地研究，指出至少有7位新作者可被纳入彼得·比尔博士编纂的权威工具书《英国文学手稿目录》，同时为莎士比亚、本·琼森等业已收录的经典作家增补了新的条目。郝教授强调，目录的修订工作任重道远，亟须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与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完成这一丰碑式的学术工程。

第四场主题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陈俊松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徐嘉教授和浙江大学张炼研究员主讲，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John Rumrich教授、安徽大学吴亚蓉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陈俊松教授分别评议，浙江大学高奋教授主持。

陈俊松教授以“《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插图：营销、副文本与阅读中介”为题，探讨这部小说的插图在18至19世纪出版营销与文本解读中的关键作用。陈教授指出，从早期木刻画到维多利亚后期精细版画，插图一直作为具有独特阐释功能的“副文本”和“阅读中介”在运作。正是插图将这部小说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变成被图书市场和读者不断重塑的、经由视觉中介的文化产品。徐嘉教授以“1949—1966年间中国学术期刊中的莎士比亚：视角、范式与读者群”为题，通过期刊出版动态、作者写作范式以及被凸显的读者群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探讨了建国初期中国学术期刊中莎士比亚评论的观点与局限。徐教授注意到，这一时期学术期刊中大量的“读者来信”深度介入了该时期文学生产与消费，成为构建建国初期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键力量。张炼研究员以“语言的政治：乔叟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为题，梳理了乔叟如何被借用以支持不同的语言政治主张。新文化派视乔叟为英语变革的先驱，借此提倡白话文与文化革新；学衡派则恰恰相反。通过对比两派的观点与出版物，张老师勾勒了白话文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双方在关注语言文学表象下所隐含的对立社会诉求。

第五场主题报告由佐治亚州立大学Stephen Dobranski教授、复旦大学Sandro Jung教授和重庆大学肖馨瑶副教授主讲，浙江大学Will Greenshields研究员、浙江大学沈弘教授和上海大学吴雁翔副教授分别评议，杭州师范大学陈礼珍教授主持。

Stephen Dobranski教授的“弥尔顿、手稿与印本书”主题报告，介绍了弥尔顿的现存手稿，重点考察了弥尔顿在其文本印刷中的实际角色，以及物质生产过程如何影响其作品的意义。弥尔顿在印刷过程中的实际参与，揭示了他既关注文本外观又接纳印刷局限的务实态度。Dobranski教授指出，弥尔顿作为“孤独创作者”的经典形象，恰恰诞生于他所积极参与的、高度协作的图书生产过程之中。Sandro Jung教授围绕“《1786年皇家约会袖珍图册》中斯托瑟德的《快乐的人》插画”进行报告。他评论道，《图册》中托马斯·斯托瑟德为弥尔顿诗歌名篇《快乐的人》所绘的微型插图让依赖读者文本记忆的经典文学叙事与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叙事在同一页面交汇，多媒介页面通过印刷图像与手写文字的互动既重塑了文学经典的视觉化形态，也记录了使用者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肖馨瑶副教授带来“发声与消声：德文郡手稿中的抄写实践、性别与都铎抒情诗的形成”主题报告。她深入发掘了德文郡手稿这一独特的多声部文本空间，通过对比分析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和萨里伯爵的“拟女性声音”诗歌与手稿中女性参与者的真实创作，揭示出女性声音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在与男性话语权的不断博弈与协商中艰难诞生的。

主题报告结束后，郝田虎教授主持自由讨论和闭幕式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工作坊的十三场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并展望了未来的合作。嘉宾们纷纷表示，本次工作坊提供了书籍史与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材料和新视角，搭建了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对话交流的平台，实现了东西方学术对话，令人受益匪浅。最后，郝田虎教授代表主办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带来的精彩报告与评议，同时预告了明年的后续学术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1日晚，哈佛大学David Stern教授还带来了题为“为何要研究物质文本”的会前讲座。Stern教授着眼于文本与其物质载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犹太手稿和印本书等大量实例，探讨了二者的相互影响、与阅读实践的联系以及历史变迁。

本次“东西方书籍史与文学研究工作坊”在浙江大学圆满落下帷幕。从开封犹太社群的希伯来手稿到伦敦商人的诗歌账簿，从弥尔顿失明后的口述创作到中国古代休闲阅读家具的物质考证，来自外语、中文、历史等不同领域的中外学者汇聚一堂，打破单一学科的藩篱，以跨时空、跨文化的丰富案例，生动诠释了本次工作坊的核心理念：书籍与手稿不仅是承载内容的“文本”和思想的容器，更是深刻参与历史进程、形塑社会关系的“能动主体”。站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书籍展现出跨文化互鉴的复杂张力，书籍史研究正走向与文化史、社会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