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参加第九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部分诗人嘉宾来到诗歌对话现场，就“诗歌的民族性、世界性和人类的共同家园”这一话题展开交流与分享。

对话现场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梁平主持。他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各国各民族的诗歌文化在这样的对话中相互补充、交流互鉴，由此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共振。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在发言中提到了文学巨匠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人。歌德的美好愿景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通过其文学，学会相互认识、容忍、尊重和理解，共同努力将人类文化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了解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

如今，借助交通与讯息的便利，各国诗人们愈加广泛地进行着文学交流，不变的是，普世性仍需要从诗人们各自的民族性中凸显出来，才能构筑诗歌共建的精神家园。吉狄马加认为，世界性一定不能和民族性分开来谈，二者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创造文学奇迹。”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原主任叶延滨在发言中回忆起自己多年前去北马其顿参加的一场国际诗歌节。“虽然那个国家很小，但几十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诗人代表团。”令他尤为难忘的，是诗歌节期间举办的盛大朗诵晚会，“我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朗诵晚会，所有诗人都用自己的母语朗诵，似乎所有已知的人类语言都在那晚的夜空下流淌……”叶延滨叹道，“现场没有翻译，陪同我们的人说：诗歌不需要翻译，心灵可以共振。”

诚然，像今天这样的对话，不可能不需要翻译。但那晚的体验让叶延滨相信：始终变化的世界和动荡的生活，需要诗歌这样的“平衡器”，让民族与世界保持相通。

俄罗斯诗人格利戈里·邦达连科表示，自己理想中的诗人，应该既是民族英雄——彰显本民族灵魂深处的特质，又是普世思想家——为人类面临的终极问题献上睿智解答。

这样的理想范例并非不曾在历史上出现过——荷马、维吉尔、李白、莎士比亚……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家与诗人，能在那么多差异巨大的国家与社会里被阅读、被翻译、被敬仰，足以印证诗歌思维的普遍性。“伟大的诗歌杰作中一定藏着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他表示。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在发言中说起了一位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的唐代诗人——寒山。这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不甚出名的诗人，其作品却不仅对上世纪“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们影响巨大，对今日的美国文学依然有影响。

在寒山的诗作中，诗意、禅意、灵性浑然一体，与天地宇宙交汇。宗仁发还提到，地球既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万物生灵的共同家园，“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中的一员，与环境和其他种群的关系也应该是和谐的。”

美国女诗人徐贞敏在发言中诗意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和成都的深厚情感与心灵寄托。她将成都国际诗歌周比喻为一个家园和一个“避难所”——“我们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与古代的诗人们交流，在语言的韵律中漂流。”她说，“虽然有时也会因为创作的艰难而感到烦恼，甚至想要逃避，但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来。”

徐贞敏的祖先是爱尔兰移民，她自己从小在亚利桑那州长大，平时经常满世界跑。“这让我感觉自己有家，但又没有固定的家。”她说，“但诗歌是一个长存的、不会失落的家园，让我的心灵永远有栖息之所。”

关于既有鲜明的“地方性”又同时具备“世界性”的当代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举了女诗人余秀华为例。“如果她的诗歌被翻译为外语，在那个对应的语言环境里也一定仍极具冲击力，因为她的诗歌饱满地反映出个人的处境，袒露自己真实的情感、思想和无意识。”张清华说，“这样的写作堪称现今中国诗人写作的范例——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面对个人孤绝的存在时。”

张清华

英国诗人杜慕康（Edward Ragg）对诗歌跨文化的“超能力”做了自己的描述：难以精确定义，却往往一眼可认。诗歌的译本在不同的语言中也能重新焕生诗意，使“母语中的诗歌”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新生。

《新华文摘》文艺作品主编梁彬提到了17世纪初由明代著名学者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她告诉大家，徐光启所用的“几何”一词源自曹操的《短歌行》。一个慨叹人生的古诗词汇被巧妙化用为西方数学理论名词，从中亦可窥见诗歌的影响力远超文学本身。

乌兹别克斯坦诗人库尔卡尔·拉西多娃和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曼卓·阿克赞·阿斯卡尔基兹，分别向现场的诗人们介绍了本国本民族诗歌文学历史与当下创作现状。